李斌:一个“狗崽子”的迷惘–惶恐的“红卫兵”经历

博谈网2017-03-12 08:24 来源: 我们忏悔

1966年8月,我看到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便也想当红卫兵。当我戴上自制的红袖章,立马迎来工农子弟的冷眼,我心里沮丧,感觉自己的地位从此不一样了。好在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很快分成了两派,造反派从属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不太讲究出身,我就混入了其中。我会画画,组织了“钢刀”木刻战斗小组,创作了不少版画宣传品,数《造反有理》最出名。记得那天,我把整张的胶合板铺在地上,随便画一画,就拿木刻刀刻起来,再用全开的大红纸印出,画面上红卫兵右手高举《毛泽东选集》,左手紧握“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没过几天,来了一位老先生,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门收集红卫兵的作品,我就给他了这幅《造反有理》。1967年的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整版登载了这张画。

我有一位从小就同学的亲戚叫方群,他的姑奶奶,我称姑太太,同里弄住着,与我常常见面,十分亲切。“文革”中姑太太被迫在里弄里扫地“劳动改造”,我见到她,察觉到她想与我打招呼时,会以冷眼逼回去。我至今忘不了那一瞬间:她迅速地垂眼低头,转过悲凄的脸。前不久方群与我聊及“文革”琐事,见我诚恳反思当年言行,直率提示了另一桩被我完全遗忘的丑事:我的母校原名是孝和中学,据说是张春桥质疑王孝和烈士有变节行为,才改为建设中学。曾是新四军干部的倪爱史书记,有一天看见我在画石膏素描,大加赞赏:“你好好画,将来可以成为好画家呀!”。她在“文革”初期难逃磨难,那回全校批斗校领导,方群看见我躲在主席台边缘,当众人高呼“打倒倪爱史”时,负责押解的红卫兵按下倪老师的头,我伸手也按了一下她的头顶,不重,只是轻轻一碰,随即收回。我被提示后,隐约想起似乎有过那个情景,很像我的行径,符合我的下意识:我不忍下狠手,她毕竟是我尊敬的师长;我想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便得有所表示。那时的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为骨干分子,犹如以往一贯的我,总想担任主角。虽然“狗崽子”的阴影约束着我的激情,但只要有可能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我会义无反顾。犹如学雷锋运动中,我曾拼命想出点子去做好人好事。一是像雷锋那样将所作所为写入日记、写入思想汇报;二是不会单独行为,带领同学们一起干。总之,不能白干,要让人知道,如同当下作秀。我还记得,“文革”初,在学校里我无法尽兴表现,回到自家弄堂,居然向居委会主任建议,要将全里弄地富反坏右分子集中起来游街,张主任为难地望着我,突然反问道,是否也让你爸爸一起出来呢?顿时我头脑空白了几秒:竟然忘了我爸爸是右派!我回了一句:“那就一起游街么……”声音低沉了不少,张主任拍拍我的肩膀,离我而去。我悻悻地愣在原地,内心深处喃喃自语:谢谢你张主任!

1967年7月,《红卫战报》从“红革会”、“红上司”手中转变为“红代会”的机关报。报社一开始设在《文汇报》社,后来到《解放日报》社,再后来是陕西南路团市委,最后落脚于《青年报社》。我在《红卫战报》当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因“出身不好”,心里忐忑不安,觉得是“混”进了《红卫战报》。我和《红卫战报》的头头儿李锐说了自己的忧虑,他说其实我们这里好几个人出身都有问题,我也就放心了。《红卫战报》期间,经历了好多事,比如攻打“上柴联司”,我潜意识到这类事件危险,没有到现场。那天傍晚我路过平凉路许昌路口,发现乘载大量拿铁棍工人的卡车由东往西行驶,我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工总司”一边的,发现有很多路人谩骂车上的工人,有工人下来对骂,路口开始混乱。我记得我是跑了五个街口,一直奔进学校,把建设中学的“红东北”和长阳中学的“红东北”召集起来,以方阵队形分别沿平凉路和长阳路跑步到现场,将围攻“工总司”的那些人抓起来,现场就有人拿铁棒打他们。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反感武力相向,但这场面却是我造成的。

后来我还知道,这个事件发生时,毛泽东也在上海,他坐在轿车里面,在外滩观望市革会门口的工人武装队伍,这是我第二次接近毛泽东,第一次当然是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期间。9月份我去了南京,亲戚对我讲,你千万不能北上,西城纠察队等着你呢,他们等的就是你这样的狗崽子。我吓得从南京折回上海。11月,我觉得不至于那么猖狂了,应该安全了,我再次北上,没想到碰到安亭事件。我从上海到北京,走走停停48小时,到北京两手脏兮兮,像熊掌一样漆黑。

住在北京宣武区委的大礼堂,我第一次见识到不同地方人的生活习惯。感觉齐齐哈尔人像农民,惊奇他们的“裸睡”。只见他们早上一起身就拿着大棉裤在腰围处不断抓东西往嘴里送,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像吃花生、瓜子,后来才知道是咬虱子。有一次和几个福建人发生口角。他们第一句就问你是什么出身,其实我可以说出身工人,但是不敢撒谎,说是职员,他们马上质疑我:“什么职员,职员最复杂。”这几个小子,本来是我瞧不起的“土包子”,这一下就把我镇住了,我作为“右派分子的狗崽子”,躲开了。

11月25日,那天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3点钟起床,来到长安街的东边,在那儿排队等着,好几个小时过去了,9点钟,队伍开始行进。等经过天安门,大家已是泪流满面,只知道呼喊“毛主席万岁”了。我只望见天安门城楼上有两个色块:毛泽东的红脸,林彪的白脸,别的什么也记不住。天特别冷,到接见那时辰还好些,一定是毛泽东的阳光把我们给罩住了。一边仰望毛泽东,一边问别人几点,再低下头在语录扉页写上“11月25日上午9点40分16秒,我见到了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在《红卫战报》工作的时候,还经历了炮打张春桥事件,我端着相机,好像在公共汽车上,外面的墙上只要有大字报我就拍。我都弄不清,我怎么在校园里也是坐在车上。反正复旦大学被我拍了个遍,用去三卷135胶卷,全是密密麻麻炮打张春桥的标语和大字报。《红卫战报》不会主张炮打,我们是把它当“罪证”收集起来。那时候我愚忠得很,觉着我只要好好画画,好好拍照,已经是“狗崽子”最好的境遇了,现在想来,那种满足感一直伴随着惶恐。

愚忠塑造着我的奴性

“文革”中,我为获得那种满足,有时会主动迎向羞辱,甚至是自己震慑自己。我怨自己出身不好,若出身好的话,也可以和“红五类”同学一样,去抄别人的家。那时,我家经济条件差,妈妈在里弄门房看大门。有一天晚上,来了一队红卫兵要抄家,抄的哪家,我不认识。我妈妈请他们到里弄的公共食堂休息,她回家煮了一大锅红枣赤豆汤,由我端去做他们的夜宵。领头的是我小学同学,是成绩很差的那种学生。我是“狗崽子”,他是红卫兵队长,那天他却不好意思,始终不敢抬头看我,我心里也是好大的不舒服。

1968年5月,陈琳瑚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参加我们“红代会”成员会议,说了许多,我只记得一句:“你们要准备当一名职业红卫兵。”我的理解是,他希望我们坚守岗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兵,我作为记者在台下听得真真切切:“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按征兵标准招收兵团战士!”我的心凉了半截,征兵时我因为出身问题未被录取,好容易有进兵团的机会,又泡汤了。我夹着自己的画作和照片去沪东工人文化宫招兵办事处,负责人见了我的作品马上表态:“你被录取了。”“我父亲是摘帽右派。”“重在政治表现。”我喜出望外,甚至得意忘形:虽然自己是“狗崽子”,但我当过大队长、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学生会干部、红卫兵机关报编辑,现在无需政治审查就可以当上兵团战士,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下乡继续革命,与农村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以此作证:我下乡并非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的,我是以红卫兵的姿态去农村继续革命的!1968年8月11日,我们穿军装,戴红花,在公共汽车上招摇过市。杨浦区的平凉路上尽是夹道欢送的人群,到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车上,我依然是《红卫战报》的记者,还没有完全卸职,带着相机一路拍摄过去。兵团的人要留我在团部。我想他们是看中我的相机了,需要我做宣传工作,需要我去画画。我把相机交还给了随车一起来的《红卫战报》的李平,然后就和团里招兵的人说,我没相机,不去团部了。最终和建设中学的同学们一起去了最远的没有电灯的20连。

我在20连当农工,经常出版报,写大标语,画毛泽东像,满脑子想的还是“文化大革命”。每星期,我们建设中学的知青会到21连团聚,讨论的话题几乎都与连队的“阶级斗争”有关。聚会开头唱《东方红》,结尾唱《国际歌》,严肃的状态如党的“九大”。然而有半年的光景,在我一副风风火火的革命者嘴脸背后,我的内心阴冷惶恐:离沪之前我做了一件让自己不安的傻事……心里忧虑着傻事会导致何种结果。

1957年我的父亲李宝仁在上海纺织管理局财务科被打成右派。那时我刚加入少先队,选大队委员时,本人获全校最高票却未被认定为大队委员,接着几年都是这样。四年级我从大队辅导员贾老师处得知,这与父亲是右派有关,还告诉我:“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你没当上大队委员,是有成分论,还让你当中队长,是重在你的表现。”我立刻对父亲产生“仇恨”。我和姐姐当面指责父亲:“你反党害得我们一个入不了团,一个当不上大队长,我们要与你划清界限!”从此,“和父亲划清界限”成了我口头、笔头的誓言。我五年级的十一前夕,父亲回家还未进门就兴奋地告诉我妈:“月华,我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多么像一句台词!我听罢冲下楼去直奔锦州路小学,老师与校领导都激动不已,还拥抱了我一下。不几天我就当上了副大队长,抚弄着三条杠标志,我心中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打那以后,我走在里弄里,特别昂首挺胸。因为在这之前,我家门口曾被贴满大字报。我垂头丧气过,虽然邻居对我不错,不曾嘲笑我。

“文革”开始了,我时任建设中学学生会宣传委员,眼看着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全上海有门或像门的地方刷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的对联。有些墙上还有“红色恐怖万岁”的字样。我心中慌乱得不行,我在学校的优越感瞬间消失,坠落于万丈深渊。

自作自受的大义灭亲

红色恐怖中我真的认同了“血统论”。我对父亲的“仇恨”与日俱增!校门口一条醒目的大标语给我指出光明大道:“狗崽子们,回家造反动老子的反去吧!”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姐姐给我发电报:“将家中的四旧除掉!”我立刻让母亲翻箱倒柜,一本《日军侵华暴行图录》被我寻得,上面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图样。母亲说这是远房叔叔李寿人给的,他是国民党军官、抗日英雄,1958年死在劳改地青海。我认定这是“四旧”,还是反动军官留下的!立即点火将它烧成灰烬,灰烬扔进阴沟,用自来水冲洗得一干二净。哪知晚上又接到北京电报:“家中四旧不要动,等待红卫兵抄家!”后来我有些失落:红卫兵直奔左邻右舍,唯独不来我家。不久姐姐再来电报:“询问父亲,摘帽后有无对党不满!”老爸遵命回忆,还真检查出六大“罪状”。我至今只记得一条:“摘帽后同事查到我早年有过发明并记过功,赞叹我李宝仁真有两下子,我随口应道:嗨——败将不提当年勇啊!——这是我的反动言论。怎能与共产党论胜败呢?”我让父亲写下罪状,外加自我反省,再交到我手中。待我来到齐齐哈尔路上棉十五厂,请几位造反队头头儿仔细看了一遍“交代书”,他们是一脸的不解:“你这位革命小将,本来你爸爸没事,你这么一来,不是没事找事吗?”国棉十五厂除了我父亲,还有一个右派,两人都能写文章,是两派双方的“狗头军师”,我问过父亲,摘帽右派,还参加造反队,不是混入革命队伍吗?他说,我不就是想表现好一点儿,为你们着想吗。面对造反队长,我佯装大义灭亲状,内心却骂着自己:真是十三点!

打那天起,我心神不宁……

到北大荒近半年,父亲来信了:“我已被造反队内部除名,没有批斗我,放心。”刚收到信的那几天,我激动不已,那些日子我没有日记,若有,一定会这么写:“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父亲的宽大处理,我要更加忠于毛主席,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在上海我有“狗崽子”的阴影随行,在北大荒,我觉得角色不一样了。与当年土改时期出身地主的革命干部一样,回避家乡,回避家族,老爹在江西被枪毙,儿子跑到东北镇压别的地主。我也是这种心态,在北大荒连队里斗地富反坏右,口号喊得好张狂。以后还参加过工作队,下连队蹲点,跟着中年干部整那些“搞破鞋”的,审问他们时,逼他们讲细节,怎么干的?怎么弄的?我已20岁,想听,又不好意思。后来我自己学会整人了,那回逮着一个早先来北大荒劳教的北京青年,他住在连队边缘的破房子里面。有人向我们汇报,说他某天晚上找了男男女女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据说,他是小时候偷家里东西,被外婆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再把他送黑龙江劳教,就留在北大荒了。他比我大不了多少,我盘问他到底干什么了,他说没干什么。我说为什么关灯?他说点蜡了。其实我希望他能说出个一二三,特别想知道细节,现在想想真是卑劣。在兵团参加美术学习班期间,我还扬言要批判“北大荒版画”。我的言行,曾对不少人造成过伤害。

珍宝岛战役后,东北地区为加强国防力量,增建抚远到二龙山的国防公路。兵团承接了工程。九个月后,我成了修路工人,依然是以画画写板报为主,干活的日子数得过来。

择友的彷徨

半年后我回团在学校教美术,常在团部机关帮忙,认识了生产股的黄琪玲先生。他和其父黄翔先生都是黄埔毕业生,1949年黄翔在北平南苑机场起义,同年4月黄琪玲由武汉驾机起义,一直在石家庄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1958年因右派言论被发配到855团,“文革”中被指控为“国民党空投特务”,惨遭毒打酷刑,甚至头部被按在火炉上烤脸,左眼几乎失明。他夫人孙灵舒,曾在北京八一小学当教师,标准的民国知识女性,典雅的容貌远胜《良友》的封面人物,“文革”中被剃过阴阳头。女儿黄玲在855团上学,听过我的美术课,后来成为央视的主持人。凡与老黄打过交道的人,都称赞他是个有良知的大好人。“文革”前,他建煤矿、设副业厂、造职工屋。“文革”期间下放到七连劳动改造,为解决饮水问题,带领众人打出百米深井,杜绝了该连多年来“大骨节病”的流行。我喜欢与他聊天,但总听到有人议论:黄某历史问题多多,黄家社会关系复杂。我每每在忐忑不安的心态中与老黄交往。

1972年我回上海路过北京,曾去黄翔家拜访,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中将又是摄影家的老人拿出许多照片让我观赏。我看着照片,打量着这被肢解了的四合院:隔墙离门窗很近,窗外杂物堆砌,窗内阴暗拥塞,本是一家人独居的大院被分割出去四分之三。

我忘了为何而去,只记得心里有点儿慌乱:这位老者曾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不敢久留,匆匆一面就离开了,除了向黄琪玲讲述过,未敢告诉其他人。我评估这类拜访应该是有“立场”问题的。我生怕这个“拜访”会影响我入党。后来我从网上更清楚了这位老者的光荣历史:他是国民党92军中将军长,参加过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并赴缅抗日。

30多年后,我见到了不少昆仑关大捷的照片,我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杜聿明血满弓刀·昆仑关大捷》大幅油画。我深信在照片里在油画中一定有黄翔将军的身影!

9·13的震撼

我在团部,常见连队干部在那里开会,以往大伙总是嘻里哈啦,唯独1971年年底的聚拢,人人规规矩矩。记不清是哪位连长哥们儿告诉我:副统帅林彪摔死啦!我飞跑回教师宿舍,撩开门帘大叫,你们都给我起来,我有重大消息宣布!这帮爷们儿都已趴在被窝里,正探出头来看书。又是啥小道消息,勿吓人!我说你们不出被窝我就不说,说了不吓人你们就揍我!各位钻出被窝,我振振有词道:副统帅背叛伟大统帅,摔死在外蒙古啦!静音两秒钟,十多只铜铃大的眼球逼将过来,瞬间我被拖上大炕,众人乱拳齐下,打得我又疼又痒,大伙起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我挡着乱拳,挡着唾沫,仰视着一张张窃喜的怪相,突然大家停手,催我快说细节,我翻来倒去只有一句话:“林副统帅、叶群、林立果乘三叉戟逃离北京,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落爆炸摔死了。”“反革命反革命!”大伙喃喃自语,表情却很怪异。不几天,“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材料发下来了,这时期的批判会大家不再打瞌睡,按报纸广播的口径说上几句批判词,最喜欢大声朗读“纪要”中的不少名句,“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这几段我们都可倒背如流。

不几天上面又下达指示,要将林彪的照片全部上交。我急中生智:“可不能这么干,没有这些照片我怎么画林秃子漫画呀?”领导瞪了我一眼:“那只能作漫画参考用啊!”那些日子,我暗思量:毛主席不是明察秋毫吗,怎么将林彪看走眼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老人家有了一点点怀疑,但很快被自己纠正了:毛主席一定早就看出来了,只是想让林彪暴露一下。再后来江青被判处死缓,我不明白了:对毛主席那么忠诚的中国老百姓,为何对他的老婆却如此痛恨?我想不通毛主席怎么连最亲爱的人都管教不好?党中央文件又纠正了我:“林彪、‘四人帮’利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干部,制造混乱……”

扭曲的英雄主义

我在团部宣传股帮忙,主要是写标语、画幻灯,至今有印象的只有两部片子。一部宣传表扬因排除哑炮死去的韩春照,另外一部描写35团打火英雄集体。死了14名,负重伤者是7名来自北京门头沟的俊男美女,我看着这些英雄烧伤前的照片,想象着他们的脸皮被火焰吞噬,起泡,流油,脸上留下坑坑洼洼的焦皮焦肉……我坦白,我一边画着他们的壮烈,一边庆幸自己没有那样的遭遇。听说7位英雄被送回北京整了容,依然离原貌相差甚远。其中一位年纪最小的因脸庞丑陋找不到对象,某夜,他偷窥了女厕所,好在没有人责难他!

四年前,我认识了三师的北京知青×××,她在打火中重度烧伤,另外两位女战友当场死亡,出身工人的被追认为烈士,出身不好的不被宣传,只作事故死亡论定。她本人在奔赴火场途中并不恐惧,简直是不管不顾地扑向杀人的烈焰。她以为这是一次机会,一次可以表现她同“反动”父亲划清界限的机会。后来她当然后悔,她渴望爱情,但她一再被冷落。她常年以泪洗涤着自己见不得人的脸面,她将一生的全部积蓄都花在了整容上。但她终究与曾经的美丽无缘,她年过花甲,至今未嫁。我正在创作一幅油画,画中人是成佛的金训华,他合十端坐。画的两边有对联:记住我!别学我!

同年另一件事发生在团机关附近,记不得是什么单位失火了。我们闻讯冲进火场,传递着装满井水的畏德罗(水桶),不一会,我听到裤腿咔咔作响,只见大家都一样,被井水湿透的裤脚,冻成了盔甲。团部现役军人大个子参谋长也来指挥救火,火场中传出一声声“毛主席万岁,不要管我,救火要紧”的呼叫声。烟火中一位哥们儿,双手抓着一根横在半空的长木条,龇着牙,使劲嚷嚷。参谋长走上前去吼道:“叫你妈了个×呀,你离地就一米高,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年轻的读者不要见怪,那时代就是这样,些许事实比想象的还要稀奇古怪。再举例,记不清哪个糖厂也着火了,报警者是一位上海知青,他在短期内成了救火英雄,但不久却被逮捕归案——他是纵火犯!查出事端的关键是人们在展览他的被烧坏衣裤时,发现内衣裤的损伤面明显大于外衣裤的损坏面。他为了当英雄,在弄虚作假上花了一番功夫,可惜不够严密,否则他的“英雄”形象不知会赢得多少人的眼泪。

谈及当英雄,我记起另一件由我们几位教师直接参与的救人趣事。

记得是冬天,我路过机关食堂,只听得救命声从地底下发出,我循声前往,认定是食堂门口水井底下有动静。我小心爬上井边的冰坡,探头下望,竟然是一位我很熟悉的知青。他有气无力地发出颤音:“快点儿,我快冻死了……”我回校招呼了几位知青老师,找了一根粗绳甩下井去,井下这位发出指令:“同志们拉吧!”我们四条汉子像拔河似的,抓住粗绳,使劲后仰。他个头不高,也不壮实,但泡过水又挂着冰碴,重量倍增。我们眼瞅着他快有出头之时,他喉管里冒出一串毛泽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累得屁颠屁颠的,他却由受难者突变成了呼口号的英雄,我忘了谁使了个眼色,八只手同时松了绳索,只听“通”的一声闷响,他又跌落井底。我们喘着气问他:“还下定决心不?”“不行了,快冻死掉了。”第二次减速了,不是大家怠慢他,实在是边笑边拉怎么使得上劲儿呢。我们的恶作剧导致我们的救生壮举未获表彰,但落井知青的英雄主义情结也受到了挫伤。

思虑中的绘画历练

1972年,我调到师部当美术创作员,任务就是寻找美术骨干,组织成学习班。我负责辅导学员们将草图修缮成画稿,然后把画稿送到佳木斯兵团总部,再挑出优秀的作者参加兵团的美术学习班。负责兵团学习班的是北大荒版画中最年轻的郝伯义先生。

1977年,我接到省里的调令,到黑龙江省美协当专业画家,直接由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1979年,我与调入哈尔滨市美术工作室的刘宇廉、陈宜明一起创作了连环画《伤痕》、《枫》与《张志新》。

“文革”中的中国美术,所有的画都变成了宣传画,只能为政治服务。要么歌颂毛主席,要么打击敌人。火爆的革命性把人性剔除,单一、刚硬、壮烈,没有私人情感,否则就是立场问题。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我们画《伤痕》、《枫》的时候,开始回归符合人性的思维方式。《伤痕》发表以后影响很大,获全国连环画评选一等奖。《枫》讲的是一对互相爱慕的高中生,“文革”中分成两派,武斗中互相劝降。女生是战败的一方,跳楼自杀,男生后来也作为“加害者”被枪毙。其实武斗的真正原因与争权夺利有关。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谁在里面占多少位置,造反组织要分赃了。为了分赃,大家就要凸显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比谁更忠诚。讲穿了,就是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对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讲,没有想过这一层,他们想到的是对方有问题,认为对方对毛主席不忠,认为对方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威胁,而只有我们的存在,才能真的把毛主席保住。我们在画《枫》的时候,借助小说的平台,力图再创作,力争画出小说里没有提及的场景、隐喻。我当初在“红代会”和张春桥合影过,还给他拍过照片,《枫》的第一幅画就是参考“红代会”成员簇拥张春桥合影的狂热场面,极正面地表现他们,因为那时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正义的代表,是偶像,只是画成蓝色调。另有几幅有影射意味的,比如在屋顶上,“万寿无疆”的标语下尽是红卫兵尸体。

当时《连环画报》是中国美术界很重要的展示平台。那时候油、国、版画没有市场,不可能买卖,画家就靠画插图、画连环画挣钱。你要出名,就先画一套彩色连环画,经《连环画报》推出,迅速扬名画界。1979年8月份,刊登32幅《枫》的《连环画报》引起轰动,同时有人写信给中宣部,说这套画为“四人帮”翻案。其实画中缺王洪文。读者提出我们表现的太正面了。“这么一来,我们将来怎么教育孩子?我们怎么对他们说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第八期《连环画报》停刊了。要是现在也就算了,大家都不吭气了。可当时的《连环画报》编辑吴兆修女士,以编辑部名义写了信到中宣部,一周后中宣部将《连环画报》的编辑找去讨论这部作品。结果是收回禁令,继续发行。结论是作品的好坏不作定论。当时胡耀邦还写了批示,有点儿模棱两可,都是不作定论。这么一来《枫》名声大震,后来入选全国美展得了一等奖。一等奖只有三个,一个是版画,一个是国画,还有一个就是连环画《枫》。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还拿我们的《枫》做蒙太奇教材。遗憾的是,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其中主要的9张,其余在6年后被人窃取了。去年应出版社要求我用油画重新复制了一套。经全国三地巡展,现已出版问世。

1980年我画了油画《舍得一身剐》:红卫兵文斗彭德怀的场面。那幅画参加全国青年美展,得了二等奖。1982年我进入中央美院油画研修班,两年后毕业。1985年我开始申请出国。因为美国拒签,1987年我先去日本待了两年。一年学日语,一年在东京艺大进修。1989年4月中旬开始,我几乎没画画,买了一个大彩电,边看边录像。最后的那个清晨,淋浴中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哀终于爆发成失声的痛哭。1989年7月我赴美定居。

1998年我回国,2000年干脆回沪定居。现在我全心全意地画自己想画的画,题材多与反思历史有关。

除了创作,我还参与策展。一次是2008年的青春叙事——知青油画展,另一次是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修班展览。

呼唤反思的感言

我写下以上的记忆片段,是希望年轻人能体味我们这一辈人在浩劫年代里,曾如何心悦诚服地舍弃个人价值,自以为献身给了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后来我慢慢觉悟,敢于解剖自我了:我承认在那反人性的岁月里,自己充当过狂热分子的角色,曾向包括父母在内的“阶级敌人”施行过语言暴力。部分原因来自于所谓革命理想主义的驱使,但不可否认,内心深处有损人利己的卑鄙心理作祟。我在文中涉及他人绝无恶意,只是想表明像我这类的人不在少数,是差不多几代人,在禁锢自由思想与辱没独立人格的极权制度下,为出人头地做出的另一种恶性表演。

知耻近乎勇!写出我的痛悔,是为了重塑自己的人格。

“文革”岁月知青生活,帮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景象,为后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丰硕的灵感与素材。但不可拿我等所谓“成功人士”为例来肯定上山下乡运动,没有“文化革命”的浩劫、没有知青运动的灾难,必然会产生更多的人才!这场灾难埋没了上千万知青的青春年华,剥夺了他们上学深造的权利。好比地震之后幸存者治愈伤痛,努力再造家园,我们应光大这些人的顽强意志,但不可对地震予以歌颂与感恩。我不明白,为何有些老红卫兵、知青朋友至今还会自觉不自觉地颂扬这场浩劫与灾难。我们反感日本极右派老兵至今在靖国神社前高唱军国主义战歌、祭拜战犯,反感他们无视侵略战争曾给中国、亚洲、太平洋地区带来生灵涂炭的反人类罪孽,然而面对自己国人的执迷不悟,听到有人至今还会在怀旧集会上高唱个人崇拜意识甚浓的老歌,呼喊“青春无悔”的口号,借以否定自我在“文革”浩劫中炮灰角色的定位,拼死要肯定自己青年时代的“革命”价值,我们是否应抱有一丝警觉?我们刻意闪避反思“文革”,掩盖“文革”浩劫的反人类罪孽,难道不怕被邻国取笑,被后人反感吗?记忆有助于梳理自身的心路历程,反思可为后人留下经验与告诫。一个民族不敢正视曾经黑暗的历史片断,是不会真正崛起的。德国是我们的榜样,日本是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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