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成都《志古堂》传人的遭遇

——纪念五姨妈和大表哥

博谈网2017-04-16 10:02 来源: 中国人权双周刊.

五姨妈(上)、表姐王宗敬(左)、蔡楚(中)和大表哥王宗祥

去年8月29日下午,我大表哥王宗祥在成都因病去世,享年83岁(1933年~2016年)。大表哥去世前,我小妹去363医院看他,大表哥脑梗后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小妹在病房坐下不久,大表哥口齿不清地嘴里喃喃念叨:“外面有人在监视,喊你哥不要乱说,快走。”小妹没有马上走,他眉毛皱成一团,眼睛眯缝着左右顾盼,手指放在鼻口中间,非常小心神秘地又说“快走,外面有人监视”,然后脸涨得通红。可见,他临终时还生活在恐惧中,而且还挂念着我。

大表哥的祖籍在山西省太原市,爷爷王述斋,又名王作富,自清道光28年(1848年)即在成都学道街首建书坊——志古堂。其时,由于志古堂刻印的书选题对路,校勘与制版精美,从而深受当时文化学术界的好评。原四川总督张之洞、吴棠都曾先后捐资志古堂刻印出《许氏说文解字》、《望三并斋》、《韩诗外传》、《杜诗镜铨》等精美刻本。我外祖父邱光第(字仲翔),在志古堂校注了多部古籍,如《华阳国志》等,志古堂不愧为晚清四川首屈一指的书坊。

五姨妈邱淑琚(1914年~1987年),是我母亲唯一的胞姐。五姨妈毕业于益州女子中学。在二十世纪的初期,这已算受过良好的教育。1932年,五姨妈与王述斋的儿子王新培(祖佑)结婚,从此,便与志古堂结下了不解的因缘。

1945年,姨父王新培(祖佑)去世后,五姨妈邱淑琚即与王家婆婆一道艰难维持住志古堂的业务,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下面,五姨妈与志古堂员工一道担负起文化传承的苦苦生计。

大陆易帜后,开始一系列的运动。前朝的高官及亲属早已逃往海外,而人微言轻的小老百姓开始还以为得到“解放”,待运动一一展开,就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叶颠簸在大海风浪中的孤舟,只能听凭风暴的安排。五姨妈就因为是志古堂的业主,加上家中有几亩薄田,1950年土改期间被划为“地主分子”,戴帽管制两年。志古堂自然只能关门“大吉”。抗美援朝时期,五姨妈又将志古堂的书板全部捐献给成都市人民政府,由政府派员运走,存于成都文殊院内。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除了其中一部分被当局选走外,其余不幸在文革中被作为“四旧”焚毁,而志古堂的匾牌,这块文化见证物,却于无奈中被五姨妈送到乡间亲戚家保存。

不无辛酸的是,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块文化的见证物在乡间亲戚家也是秽物,亲戚只好把它反转扣在猪圈前面,作为粪坑的踏足板,反而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幸存下来。

五姨妈只被戴帽管制两年,没有像其他的“地主分子”帽子戴到死,还要由子女继承。究其原因,是大表哥在1950年初参军,当时在福建前线保卫祖国,作为现役军人的“光荣军属”,五姨妈戴一顶“地主分子”帽子,于当局的脸面也不光彩吧?

王宗祥表哥比我大12岁。小时候,我们两家在成都小淖坝街相邻而居。大表哥喜欢逗着我玩,而我经常为此大哭大闹,致使我上学前,声音一直是沙哑的。这是我在5岁前对大表哥仅有的记忆。

大表哥后来曾对我说:“小时候你扮刘师亮[注1],手拿一根竹竿,头上飘着顶戴,脸上挂着戏脸壳,模仿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上走。我给你抢了,你哇哇大哭,告给八姨妈,八姨妈去找我妈,才算了事。”

1951年,五姨妈用卖房剩下的家具作价入股,进入成都烟厂当工人。1954年,烟厂以资方人员为由,把五姨妈裁减回家。直到1957年,五姨妈在家以手工编织毛衣为生。1957年,五姨妈进入成都市卫协门诊部(后改名为成都市中医医院),充当一名挂号、划价、收费的勤杂人员。家中的书籍、字画全部荡然无存,剩下破裂的墨砚被垫在破柜足下作为平衡的支点。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王家的后人从香港来信寻找他们时,五姨妈还不敢回信,悄悄地把来信烧了,怕又来个“秋后算帐”。

1958年,我小妹蔡坤一被母亲送到五姨妈处寄养。后来,母亲遇难,小妹一度改名为邱坤一。小妹回忆说:“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地富反坏右’,地主成分排在被打倒的第一位。五姨妈邱淑琚是我亲如母亲的妈妈,那个年代本人成分地主,度过了多么恐惧、屈辱、凄惶、卑微的几十年。现在想起来,她是多么自持、坚韧、清洁而又端庄。”

小妹回忆:“小淖坝街——成都市南门一条静僻小街。清末民国初,那个地方集中居住着官宦士绅、大商人家。小淖坝街31号,清道光年间即开设书坊‘志古堂’的王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在那里居住。青砖高墙,雕花门楣,高门栏,厚重的双开木门。木门上装饰着一对青铜兽——护门神饕餮含着门环。门前有石狮,墙上镶嵌着拴马柱……这一切,似乎叙说着房屋主人当年的辉煌。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常到小淖坝街去,每月从我大叔处要三五块钱。每当我从这里经过,总不由自主惶惑地朝院里张望。那门前的石狮面目已经模糊,那三重天井阴深的四合院早已变成多户人家居住的大杂院。脑海里幻化出当年四川最早的书店‘志古堂’王家,八乘大轿迎娶五姨妈时的场景。当年王家娶的媳妇好漂亮:纤纤身段、白白皮肤、高高鼻梁;王家的娶亲好排场:小淖坝街上搭戏台、扯天花、放鞭炮、唢呐子吹得震天价响……虽然时过境迁,现谁家都巴不得是五代赤贫,唯恐粘上‘九种人’(即地、富、反、坏、右、关、管、杀、臭老九)和复杂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海外关系),可我大叔和邻居老人们那时还常常神秘兮兮、悄悄地向我叙说起当年的场景。”

1961年8月,我失学后,每天去四川省图书馆自习。1962年夏天的一天,在督院街东口巧遇表哥王宗祥。记得他当时身穿军装,肩上是中尉军衔,新婚后带着陈瑛表嫂回乡省亲。而我却是面黄肌瘦,头发凌乱,一双赤足。他询问我家的近况后,教训我:“不要不务正业,赶快去找工作,好帮助八姨妈(我母亲)”。我当时颇不以为然,心想:你在部队吃得一肥二胖,哪里知道蜀中父老被大批饿死——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但我没有吭声。

被冠以“革命军人”的表哥万万没有料到,他在福建空军地勤中被控制使用,一直不能入党。文革中即被军方审查,林彪事件后就被清理复员。表姐王宗敬的丈夫谷大哥也与大表哥同时被清理复员。

1971年8月以后,中国的临时工开始转为正式工人。当时,我在成都轴承厂做临时搬运工。直到1972年下半年,我看到厂里一批批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人,却没有我。我在上班时遇到主管我们的供应科陈林祥科长,就问他为什么不给我转正,他说:“保卫科调查了,说你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我又问:“既然说我参加过反革命组织,那么反革命组织的名称是什么?”陈无法回答。后来,大表哥悄悄告诉我,轴承厂的保卫科长是他的战友,保卫科长告诉他:“你表弟父子俩都是反革命,档案一大堆。”我这才知道我去世的父亲的档案放在我的档案里,这叫“子承父业”。所以,直到我1979年平反后,才转为正式工人。

小妹还回忆:“大陆易手后,老店歇业,家里开始还能靠变卖点旧物度日,经‘公私合营’老店亦被‘自愿捐献’后,就只有靠五姨妈四处做工供养一家人了。她总算在市中医医院有了正式工作,每月不过二三十块钱。还要供养隔房王婆母和其养女,直到文革前王婆婆去世和养女1965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其间还带上了我这个小幺女。

“文革中,五姨妈生怕被抓去批斗、陪斗,走路怕踩死蚂蚁,说话轻言细语,在街坊邻居面前从没红过脸的人,哪能经受在众目睽睽下弯腰挂黑牌,剃阴阳头任人唾骂的场景。家中残留的字画、折扇、照片、衣物等,烧的烧,送的送。明清留下的瓷器,凡有送子、富贵、仕女图案的一律摔碎。有把不锈钢刀叉,上面有‘USA’字样。放在蜂窝煤炉上烧红后反复扭曲,完全变形才敢拿去丢掉。五姨妈一下衰老了许多,患上了哮喘病,烟酒吃得更厉害了。晚上气喘心慌恐慌得不能躺下,唯恐第二天被抓去批斗。背上垫着两床棉絮斜靠在床上,只有一针一针打毛线熬到深夜。

“从我有记忆起,五姨妈一直端端正正,斯斯文文,清清爽爽。她19岁生子,31岁守寡,直至73岁去世,42年时间,从未主动想要改嫁。只有一次,1954年大表哥从部队回家,听王婆婆告状说‘你妈要嫁了!’大表哥赶紧问了五姨妈,才知道有个烟厂的张老陕追求她。大表哥守到五姨妈哭了一场说‘我都这么大了你咋个还要嫁人呢?’那时,离婚、再嫁都是极丑的事。我是那天把我大哥写的回忆文章,交给大表哥看时才知道这件往事的。大表哥对我说:‘我妈唯一一次可能的幸福被我阻拦了啊!我那时才21岁。’于是,时年70岁的大表哥已泪流满面。”

1979年时,成都市某些人要自诩为中华文化的传人,异想天开地要为一己之利,修成都市的出版志。他们千方百计出重金要收购志古堂的匾牌,这时五姨妈和大表哥从罗家碾的粪坑上找回了这块文化见证物,其勇气和文化秉性却突然闪现出来。五姨妈同大表哥俨然拒绝了,他们的形象在我心中陡然高大起来。

小妹又回忆:“五姨妈肺心病晚期,于1987年2月住进了塑料厂宿舍旁边的363医院。后转为肺脑综合症昏迷了一段时间,于3月9日晚9点停止了呼吸。昏迷中她口中念念有词:‘1、2、3、4、5……’围着她的亲人们都不知道她在说啥!我站在她的病床边想起童年时我在药房里说过的话!可我何曾给她买过烟,何时供养过我五姨妈?她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她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陪伴,我是否经常去伺候她?我忙,忙于挣文凭挣表现挣功名,到头来却一事无成悔之晚矣。而我慈祥端庄的五姨妈却常常孤灯独守,数着毛线针:‘1、2、3、4、5……’熬过凄风苦雨,严冬酷夏!恐惧、屈辱、孤苦、艰辛已经离她而去,只有机械有序地重复‘1、2、3、4、5……’”

二十年前我移居美国后,接受了亚洲自由电台记者的采访,亲属中谁也不知道,唯有大表哥告诉我小妹说:“在外台收听到你哥哥的声音。”可见大表哥的思想已有变化,而且十多年前中国社会的管控还稍稍宽松,“革命军人”已敢收听“敌台”。但是,大表哥临终前,却仍处于恐惧中。

《志古堂》从清道光28年(1848年)创办,到1950年9月停业,历经百年风雨。这样的文化传存书坊,清朝能支持,民国能容纳,唯有“人民共和国”不能容纳。最近,我在网上搜索到不少志古堂刻本。看来,把抢劫标榜成“解放”的红色传人们,又以“人民的名义”在继续新的生财之道,难怪他们要出重金收购志古堂的匾牌。

从“解放”到五姨妈去世,再到大表哥去世,已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怎么总是一辈辈人生活在恐惧中?

2017年4月1日初稿
2017年4月4日定稿

[注1]四川才子刘师亮(1876-1939),原名芹丰,又名慎之,后改慎三,最后改师亮,字云川,别号谐庐主人,清末民初四川内江人,以“蜀中幽默大师”之誉闻名于世。传说中,他自幼好学,善做对联。当年,光绪和慈禧的讣告到成都,官方照例停止娱乐,以示哀悼。他写了一副挽联:“洒几点普通泪 死两个特别人”,横额是:“通统痛同”,因此被成都巡警道周孝怀,以刘师亮联意不恭,违犯警法,判处拘留三十天,后改为罚款三十枚银元示儆。二十年代,他在成都创办《师亮随刊》,曾以对联“民国万税 天下太贫”讽刺民国。民间传说刘师亮曾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上走,别人问他这是干啥,他说:“没光明,看不见。”

李斌:一个“狗崽子”的迷惘–惶恐的“红卫兵”经历

博谈网2017-03-12 08:24 来源: 我们忏悔

1966年8月,我看到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便也想当红卫兵。当我戴上自制的红袖章,立马迎来工农子弟的冷眼,我心里沮丧,感觉自己的地位从此不一样了。好在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很快分成了两派,造反派从属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不太讲究出身,我就混入了其中。我会画画,组织了“钢刀”木刻战斗小组,创作了不少版画宣传品,数《造反有理》最出名。记得那天,我把整张的胶合板铺在地上,随便画一画,就拿木刻刀刻起来,再用全开的大红纸印出,画面上红卫兵右手高举《毛泽东选集》,左手紧握“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没过几天,来了一位老先生,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门收集红卫兵的作品,我就给他了这幅《造反有理》。1967年的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整版登载了这张画。

我有一位从小就同学的亲戚叫方群,他的姑奶奶,我称姑太太,同里弄住着,与我常常见面,十分亲切。“文革”中姑太太被迫在里弄里扫地“劳动改造”,我见到她,察觉到她想与我打招呼时,会以冷眼逼回去。我至今忘不了那一瞬间:她迅速地垂眼低头,转过悲凄的脸。前不久方群与我聊及“文革”琐事,见我诚恳反思当年言行,直率提示了另一桩被我完全遗忘的丑事:我的母校原名是孝和中学,据说是张春桥质疑王孝和烈士有变节行为,才改为建设中学。曾是新四军干部的倪爱史书记,有一天看见我在画石膏素描,大加赞赏:“你好好画,将来可以成为好画家呀!”。她在“文革”初期难逃磨难,那回全校批斗校领导,方群看见我躲在主席台边缘,当众人高呼“打倒倪爱史”时,负责押解的红卫兵按下倪老师的头,我伸手也按了一下她的头顶,不重,只是轻轻一碰,随即收回。我被提示后,隐约想起似乎有过那个情景,很像我的行径,符合我的下意识:我不忍下狠手,她毕竟是我尊敬的师长;我想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便得有所表示。那时的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为骨干分子,犹如以往一贯的我,总想担任主角。虽然“狗崽子”的阴影约束着我的激情,但只要有可能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我会义无反顾。犹如学雷锋运动中,我曾拼命想出点子去做好人好事。一是像雷锋那样将所作所为写入日记、写入思想汇报;二是不会单独行为,带领同学们一起干。总之,不能白干,要让人知道,如同当下作秀。我还记得,“文革”初,在学校里我无法尽兴表现,回到自家弄堂,居然向居委会主任建议,要将全里弄地富反坏右分子集中起来游街,张主任为难地望着我,突然反问道,是否也让你爸爸一起出来呢?顿时我头脑空白了几秒:竟然忘了我爸爸是右派!我回了一句:“那就一起游街么……”声音低沉了不少,张主任拍拍我的肩膀,离我而去。我悻悻地愣在原地,内心深处喃喃自语:谢谢你张主任!

1967年7月,《红卫战报》从“红革会”、“红上司”手中转变为“红代会”的机关报。报社一开始设在《文汇报》社,后来到《解放日报》社,再后来是陕西南路团市委,最后落脚于《青年报社》。我在《红卫战报》当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因“出身不好”,心里忐忑不安,觉得是“混”进了《红卫战报》。我和《红卫战报》的头头儿李锐说了自己的忧虑,他说其实我们这里好几个人出身都有问题,我也就放心了。《红卫战报》期间,经历了好多事,比如攻打“上柴联司”,我潜意识到这类事件危险,没有到现场。那天傍晚我路过平凉路许昌路口,发现乘载大量拿铁棍工人的卡车由东往西行驶,我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工总司”一边的,发现有很多路人谩骂车上的工人,有工人下来对骂,路口开始混乱。我记得我是跑了五个街口,一直奔进学校,把建设中学的“红东北”和长阳中学的“红东北”召集起来,以方阵队形分别沿平凉路和长阳路跑步到现场,将围攻“工总司”的那些人抓起来,现场就有人拿铁棒打他们。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反感武力相向,但这场面却是我造成的。

后来我还知道,这个事件发生时,毛泽东也在上海,他坐在轿车里面,在外滩观望市革会门口的工人武装队伍,这是我第二次接近毛泽东,第一次当然是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期间。9月份我去了南京,亲戚对我讲,你千万不能北上,西城纠察队等着你呢,他们等的就是你这样的狗崽子。我吓得从南京折回上海。11月,我觉得不至于那么猖狂了,应该安全了,我再次北上,没想到碰到安亭事件。我从上海到北京,走走停停48小时,到北京两手脏兮兮,像熊掌一样漆黑。

住在北京宣武区委的大礼堂,我第一次见识到不同地方人的生活习惯。感觉齐齐哈尔人像农民,惊奇他们的“裸睡”。只见他们早上一起身就拿着大棉裤在腰围处不断抓东西往嘴里送,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像吃花生、瓜子,后来才知道是咬虱子。有一次和几个福建人发生口角。他们第一句就问你是什么出身,其实我可以说出身工人,但是不敢撒谎,说是职员,他们马上质疑我:“什么职员,职员最复杂。”这几个小子,本来是我瞧不起的“土包子”,这一下就把我镇住了,我作为“右派分子的狗崽子”,躲开了。

11月25日,那天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3点钟起床,来到长安街的东边,在那儿排队等着,好几个小时过去了,9点钟,队伍开始行进。等经过天安门,大家已是泪流满面,只知道呼喊“毛主席万岁”了。我只望见天安门城楼上有两个色块:毛泽东的红脸,林彪的白脸,别的什么也记不住。天特别冷,到接见那时辰还好些,一定是毛泽东的阳光把我们给罩住了。一边仰望毛泽东,一边问别人几点,再低下头在语录扉页写上“11月25日上午9点40分16秒,我见到了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在《红卫战报》工作的时候,还经历了炮打张春桥事件,我端着相机,好像在公共汽车上,外面的墙上只要有大字报我就拍。我都弄不清,我怎么在校园里也是坐在车上。反正复旦大学被我拍了个遍,用去三卷135胶卷,全是密密麻麻炮打张春桥的标语和大字报。《红卫战报》不会主张炮打,我们是把它当“罪证”收集起来。那时候我愚忠得很,觉着我只要好好画画,好好拍照,已经是“狗崽子”最好的境遇了,现在想来,那种满足感一直伴随着惶恐。

愚忠塑造着我的奴性

“文革”中,我为获得那种满足,有时会主动迎向羞辱,甚至是自己震慑自己。我怨自己出身不好,若出身好的话,也可以和“红五类”同学一样,去抄别人的家。那时,我家经济条件差,妈妈在里弄门房看大门。有一天晚上,来了一队红卫兵要抄家,抄的哪家,我不认识。我妈妈请他们到里弄的公共食堂休息,她回家煮了一大锅红枣赤豆汤,由我端去做他们的夜宵。领头的是我小学同学,是成绩很差的那种学生。我是“狗崽子”,他是红卫兵队长,那天他却不好意思,始终不敢抬头看我,我心里也是好大的不舒服。

1968年5月,陈琳瑚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参加我们“红代会”成员会议,说了许多,我只记得一句:“你们要准备当一名职业红卫兵。”我的理解是,他希望我们坚守岗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兵,我作为记者在台下听得真真切切:“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按征兵标准招收兵团战士!”我的心凉了半截,征兵时我因为出身问题未被录取,好容易有进兵团的机会,又泡汤了。我夹着自己的画作和照片去沪东工人文化宫招兵办事处,负责人见了我的作品马上表态:“你被录取了。”“我父亲是摘帽右派。”“重在政治表现。”我喜出望外,甚至得意忘形:虽然自己是“狗崽子”,但我当过大队长、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学生会干部、红卫兵机关报编辑,现在无需政治审查就可以当上兵团战士,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下乡继续革命,与农村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以此作证:我下乡并非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的,我是以红卫兵的姿态去农村继续革命的!1968年8月11日,我们穿军装,戴红花,在公共汽车上招摇过市。杨浦区的平凉路上尽是夹道欢送的人群,到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车上,我依然是《红卫战报》的记者,还没有完全卸职,带着相机一路拍摄过去。兵团的人要留我在团部。我想他们是看中我的相机了,需要我做宣传工作,需要我去画画。我把相机交还给了随车一起来的《红卫战报》的李平,然后就和团里招兵的人说,我没相机,不去团部了。最终和建设中学的同学们一起去了最远的没有电灯的20连。

我在20连当农工,经常出版报,写大标语,画毛泽东像,满脑子想的还是“文化大革命”。每星期,我们建设中学的知青会到21连团聚,讨论的话题几乎都与连队的“阶级斗争”有关。聚会开头唱《东方红》,结尾唱《国际歌》,严肃的状态如党的“九大”。然而有半年的光景,在我一副风风火火的革命者嘴脸背后,我的内心阴冷惶恐:离沪之前我做了一件让自己不安的傻事……心里忧虑着傻事会导致何种结果。

1957年我的父亲李宝仁在上海纺织管理局财务科被打成右派。那时我刚加入少先队,选大队委员时,本人获全校最高票却未被认定为大队委员,接着几年都是这样。四年级我从大队辅导员贾老师处得知,这与父亲是右派有关,还告诉我:“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你没当上大队委员,是有成分论,还让你当中队长,是重在你的表现。”我立刻对父亲产生“仇恨”。我和姐姐当面指责父亲:“你反党害得我们一个入不了团,一个当不上大队长,我们要与你划清界限!”从此,“和父亲划清界限”成了我口头、笔头的誓言。我五年级的十一前夕,父亲回家还未进门就兴奋地告诉我妈:“月华,我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多么像一句台词!我听罢冲下楼去直奔锦州路小学,老师与校领导都激动不已,还拥抱了我一下。不几天我就当上了副大队长,抚弄着三条杠标志,我心中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打那以后,我走在里弄里,特别昂首挺胸。因为在这之前,我家门口曾被贴满大字报。我垂头丧气过,虽然邻居对我不错,不曾嘲笑我。

“文革”开始了,我时任建设中学学生会宣传委员,眼看着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全上海有门或像门的地方刷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的对联。有些墙上还有“红色恐怖万岁”的字样。我心中慌乱得不行,我在学校的优越感瞬间消失,坠落于万丈深渊。

自作自受的大义灭亲

红色恐怖中我真的认同了“血统论”。我对父亲的“仇恨”与日俱增!校门口一条醒目的大标语给我指出光明大道:“狗崽子们,回家造反动老子的反去吧!”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姐姐给我发电报:“将家中的四旧除掉!”我立刻让母亲翻箱倒柜,一本《日军侵华暴行图录》被我寻得,上面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图样。母亲说这是远房叔叔李寿人给的,他是国民党军官、抗日英雄,1958年死在劳改地青海。我认定这是“四旧”,还是反动军官留下的!立即点火将它烧成灰烬,灰烬扔进阴沟,用自来水冲洗得一干二净。哪知晚上又接到北京电报:“家中四旧不要动,等待红卫兵抄家!”后来我有些失落:红卫兵直奔左邻右舍,唯独不来我家。不久姐姐再来电报:“询问父亲,摘帽后有无对党不满!”老爸遵命回忆,还真检查出六大“罪状”。我至今只记得一条:“摘帽后同事查到我早年有过发明并记过功,赞叹我李宝仁真有两下子,我随口应道:嗨——败将不提当年勇啊!——这是我的反动言论。怎能与共产党论胜败呢?”我让父亲写下罪状,外加自我反省,再交到我手中。待我来到齐齐哈尔路上棉十五厂,请几位造反队头头儿仔细看了一遍“交代书”,他们是一脸的不解:“你这位革命小将,本来你爸爸没事,你这么一来,不是没事找事吗?”国棉十五厂除了我父亲,还有一个右派,两人都能写文章,是两派双方的“狗头军师”,我问过父亲,摘帽右派,还参加造反队,不是混入革命队伍吗?他说,我不就是想表现好一点儿,为你们着想吗。面对造反队长,我佯装大义灭亲状,内心却骂着自己:真是十三点!

打那天起,我心神不宁……

到北大荒近半年,父亲来信了:“我已被造反队内部除名,没有批斗我,放心。”刚收到信的那几天,我激动不已,那些日子我没有日记,若有,一定会这么写:“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父亲的宽大处理,我要更加忠于毛主席,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在上海我有“狗崽子”的阴影随行,在北大荒,我觉得角色不一样了。与当年土改时期出身地主的革命干部一样,回避家乡,回避家族,老爹在江西被枪毙,儿子跑到东北镇压别的地主。我也是这种心态,在北大荒连队里斗地富反坏右,口号喊得好张狂。以后还参加过工作队,下连队蹲点,跟着中年干部整那些“搞破鞋”的,审问他们时,逼他们讲细节,怎么干的?怎么弄的?我已20岁,想听,又不好意思。后来我自己学会整人了,那回逮着一个早先来北大荒劳教的北京青年,他住在连队边缘的破房子里面。有人向我们汇报,说他某天晚上找了男男女女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据说,他是小时候偷家里东西,被外婆送到派出所,派出所再把他送黑龙江劳教,就留在北大荒了。他比我大不了多少,我盘问他到底干什么了,他说没干什么。我说为什么关灯?他说点蜡了。其实我希望他能说出个一二三,特别想知道细节,现在想想真是卑劣。在兵团参加美术学习班期间,我还扬言要批判“北大荒版画”。我的言行,曾对不少人造成过伤害。

珍宝岛战役后,东北地区为加强国防力量,增建抚远到二龙山的国防公路。兵团承接了工程。九个月后,我成了修路工人,依然是以画画写板报为主,干活的日子数得过来。

择友的彷徨

半年后我回团在学校教美术,常在团部机关帮忙,认识了生产股的黄琪玲先生。他和其父黄翔先生都是黄埔毕业生,1949年黄翔在北平南苑机场起义,同年4月黄琪玲由武汉驾机起义,一直在石家庄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员,1958年因右派言论被发配到855团,“文革”中被指控为“国民党空投特务”,惨遭毒打酷刑,甚至头部被按在火炉上烤脸,左眼几乎失明。他夫人孙灵舒,曾在北京八一小学当教师,标准的民国知识女性,典雅的容貌远胜《良友》的封面人物,“文革”中被剃过阴阳头。女儿黄玲在855团上学,听过我的美术课,后来成为央视的主持人。凡与老黄打过交道的人,都称赞他是个有良知的大好人。“文革”前,他建煤矿、设副业厂、造职工屋。“文革”期间下放到七连劳动改造,为解决饮水问题,带领众人打出百米深井,杜绝了该连多年来“大骨节病”的流行。我喜欢与他聊天,但总听到有人议论:黄某历史问题多多,黄家社会关系复杂。我每每在忐忑不安的心态中与老黄交往。

1972年我回上海路过北京,曾去黄翔家拜访,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中将又是摄影家的老人拿出许多照片让我观赏。我看着照片,打量着这被肢解了的四合院:隔墙离门窗很近,窗外杂物堆砌,窗内阴暗拥塞,本是一家人独居的大院被分割出去四分之三。

我忘了为何而去,只记得心里有点儿慌乱:这位老者曾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不敢久留,匆匆一面就离开了,除了向黄琪玲讲述过,未敢告诉其他人。我评估这类拜访应该是有“立场”问题的。我生怕这个“拜访”会影响我入党。后来我从网上更清楚了这位老者的光荣历史:他是国民党92军中将军长,参加过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并赴缅抗日。

30多年后,我见到了不少昆仑关大捷的照片,我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杜聿明血满弓刀·昆仑关大捷》大幅油画。我深信在照片里在油画中一定有黄翔将军的身影!

9·13的震撼

我在团部,常见连队干部在那里开会,以往大伙总是嘻里哈啦,唯独1971年年底的聚拢,人人规规矩矩。记不清是哪位连长哥们儿告诉我:副统帅林彪摔死啦!我飞跑回教师宿舍,撩开门帘大叫,你们都给我起来,我有重大消息宣布!这帮爷们儿都已趴在被窝里,正探出头来看书。又是啥小道消息,勿吓人!我说你们不出被窝我就不说,说了不吓人你们就揍我!各位钻出被窝,我振振有词道:副统帅背叛伟大统帅,摔死在外蒙古啦!静音两秒钟,十多只铜铃大的眼球逼将过来,瞬间我被拖上大炕,众人乱拳齐下,打得我又疼又痒,大伙起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我挡着乱拳,挡着唾沫,仰视着一张张窃喜的怪相,突然大家停手,催我快说细节,我翻来倒去只有一句话:“林副统帅、叶群、林立果乘三叉戟逃离北京,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落爆炸摔死了。”“反革命反革命!”大伙喃喃自语,表情却很怪异。不几天,“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材料发下来了,这时期的批判会大家不再打瞌睡,按报纸广播的口径说上几句批判词,最喜欢大声朗读“纪要”中的不少名句,“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这几段我们都可倒背如流。

不几天上面又下达指示,要将林彪的照片全部上交。我急中生智:“可不能这么干,没有这些照片我怎么画林秃子漫画呀?”领导瞪了我一眼:“那只能作漫画参考用啊!”那些日子,我暗思量:毛主席不是明察秋毫吗,怎么将林彪看走眼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老人家有了一点点怀疑,但很快被自己纠正了:毛主席一定早就看出来了,只是想让林彪暴露一下。再后来江青被判处死缓,我不明白了:对毛主席那么忠诚的中国老百姓,为何对他的老婆却如此痛恨?我想不通毛主席怎么连最亲爱的人都管教不好?党中央文件又纠正了我:“林彪、‘四人帮’利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干部,制造混乱……”

扭曲的英雄主义

我在团部宣传股帮忙,主要是写标语、画幻灯,至今有印象的只有两部片子。一部宣传表扬因排除哑炮死去的韩春照,另外一部描写35团打火英雄集体。死了14名,负重伤者是7名来自北京门头沟的俊男美女,我看着这些英雄烧伤前的照片,想象着他们的脸皮被火焰吞噬,起泡,流油,脸上留下坑坑洼洼的焦皮焦肉……我坦白,我一边画着他们的壮烈,一边庆幸自己没有那样的遭遇。听说7位英雄被送回北京整了容,依然离原貌相差甚远。其中一位年纪最小的因脸庞丑陋找不到对象,某夜,他偷窥了女厕所,好在没有人责难他!

四年前,我认识了三师的北京知青×××,她在打火中重度烧伤,另外两位女战友当场死亡,出身工人的被追认为烈士,出身不好的不被宣传,只作事故死亡论定。她本人在奔赴火场途中并不恐惧,简直是不管不顾地扑向杀人的烈焰。她以为这是一次机会,一次可以表现她同“反动”父亲划清界限的机会。后来她当然后悔,她渴望爱情,但她一再被冷落。她常年以泪洗涤着自己见不得人的脸面,她将一生的全部积蓄都花在了整容上。但她终究与曾经的美丽无缘,她年过花甲,至今未嫁。我正在创作一幅油画,画中人是成佛的金训华,他合十端坐。画的两边有对联:记住我!别学我!

同年另一件事发生在团机关附近,记不得是什么单位失火了。我们闻讯冲进火场,传递着装满井水的畏德罗(水桶),不一会,我听到裤腿咔咔作响,只见大家都一样,被井水湿透的裤脚,冻成了盔甲。团部现役军人大个子参谋长也来指挥救火,火场中传出一声声“毛主席万岁,不要管我,救火要紧”的呼叫声。烟火中一位哥们儿,双手抓着一根横在半空的长木条,龇着牙,使劲嚷嚷。参谋长走上前去吼道:“叫你妈了个×呀,你离地就一米高,你他妈的给我下来!”年轻的读者不要见怪,那时代就是这样,些许事实比想象的还要稀奇古怪。再举例,记不清哪个糖厂也着火了,报警者是一位上海知青,他在短期内成了救火英雄,但不久却被逮捕归案——他是纵火犯!查出事端的关键是人们在展览他的被烧坏衣裤时,发现内衣裤的损伤面明显大于外衣裤的损坏面。他为了当英雄,在弄虚作假上花了一番功夫,可惜不够严密,否则他的“英雄”形象不知会赢得多少人的眼泪。

谈及当英雄,我记起另一件由我们几位教师直接参与的救人趣事。

记得是冬天,我路过机关食堂,只听得救命声从地底下发出,我循声前往,认定是食堂门口水井底下有动静。我小心爬上井边的冰坡,探头下望,竟然是一位我很熟悉的知青。他有气无力地发出颤音:“快点儿,我快冻死了……”我回校招呼了几位知青老师,找了一根粗绳甩下井去,井下这位发出指令:“同志们拉吧!”我们四条汉子像拔河似的,抓住粗绳,使劲后仰。他个头不高,也不壮实,但泡过水又挂着冰碴,重量倍增。我们眼瞅着他快有出头之时,他喉管里冒出一串毛泽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累得屁颠屁颠的,他却由受难者突变成了呼口号的英雄,我忘了谁使了个眼色,八只手同时松了绳索,只听“通”的一声闷响,他又跌落井底。我们喘着气问他:“还下定决心不?”“不行了,快冻死掉了。”第二次减速了,不是大家怠慢他,实在是边笑边拉怎么使得上劲儿呢。我们的恶作剧导致我们的救生壮举未获表彰,但落井知青的英雄主义情结也受到了挫伤。

思虑中的绘画历练

1972年,我调到师部当美术创作员,任务就是寻找美术骨干,组织成学习班。我负责辅导学员们将草图修缮成画稿,然后把画稿送到佳木斯兵团总部,再挑出优秀的作者参加兵团的美术学习班。负责兵团学习班的是北大荒版画中最年轻的郝伯义先生。

1977年,我接到省里的调令,到黑龙江省美协当专业画家,直接由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1979年,我与调入哈尔滨市美术工作室的刘宇廉、陈宜明一起创作了连环画《伤痕》、《枫》与《张志新》。

“文革”中的中国美术,所有的画都变成了宣传画,只能为政治服务。要么歌颂毛主席,要么打击敌人。火爆的革命性把人性剔除,单一、刚硬、壮烈,没有私人情感,否则就是立场问题。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我们画《伤痕》、《枫》的时候,开始回归符合人性的思维方式。《伤痕》发表以后影响很大,获全国连环画评选一等奖。《枫》讲的是一对互相爱慕的高中生,“文革”中分成两派,武斗中互相劝降。女生是战败的一方,跳楼自杀,男生后来也作为“加害者”被枪毙。其实武斗的真正原因与争权夺利有关。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谁在里面占多少位置,造反组织要分赃了。为了分赃,大家就要凸显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比谁更忠诚。讲穿了,就是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对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讲,没有想过这一层,他们想到的是对方有问题,认为对方对毛主席不忠,认为对方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威胁,而只有我们的存在,才能真的把毛主席保住。我们在画《枫》的时候,借助小说的平台,力图再创作,力争画出小说里没有提及的场景、隐喻。我当初在“红代会”和张春桥合影过,还给他拍过照片,《枫》的第一幅画就是参考“红代会”成员簇拥张春桥合影的狂热场面,极正面地表现他们,因为那时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正义的代表,是偶像,只是画成蓝色调。另有几幅有影射意味的,比如在屋顶上,“万寿无疆”的标语下尽是红卫兵尸体。

当时《连环画报》是中国美术界很重要的展示平台。那时候油、国、版画没有市场,不可能买卖,画家就靠画插图、画连环画挣钱。你要出名,就先画一套彩色连环画,经《连环画报》推出,迅速扬名画界。1979年8月份,刊登32幅《枫》的《连环画报》引起轰动,同时有人写信给中宣部,说这套画为“四人帮”翻案。其实画中缺王洪文。读者提出我们表现的太正面了。“这么一来,我们将来怎么教育孩子?我们怎么对他们说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第八期《连环画报》停刊了。要是现在也就算了,大家都不吭气了。可当时的《连环画报》编辑吴兆修女士,以编辑部名义写了信到中宣部,一周后中宣部将《连环画报》的编辑找去讨论这部作品。结果是收回禁令,继续发行。结论是作品的好坏不作定论。当时胡耀邦还写了批示,有点儿模棱两可,都是不作定论。这么一来《枫》名声大震,后来入选全国美展得了一等奖。一等奖只有三个,一个是版画,一个是国画,还有一个就是连环画《枫》。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还拿我们的《枫》做蒙太奇教材。遗憾的是,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其中主要的9张,其余在6年后被人窃取了。去年应出版社要求我用油画重新复制了一套。经全国三地巡展,现已出版问世。

1980年我画了油画《舍得一身剐》:红卫兵文斗彭德怀的场面。那幅画参加全国青年美展,得了二等奖。1982年我进入中央美院油画研修班,两年后毕业。1985年我开始申请出国。因为美国拒签,1987年我先去日本待了两年。一年学日语,一年在东京艺大进修。1989年4月中旬开始,我几乎没画画,买了一个大彩电,边看边录像。最后的那个清晨,淋浴中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哀终于爆发成失声的痛哭。1989年7月我赴美定居。

1998年我回国,2000年干脆回沪定居。现在我全心全意地画自己想画的画,题材多与反思历史有关。

除了创作,我还参与策展。一次是2008年的青春叙事——知青油画展,另一次是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修班展览。

呼唤反思的感言

我写下以上的记忆片段,是希望年轻人能体味我们这一辈人在浩劫年代里,曾如何心悦诚服地舍弃个人价值,自以为献身给了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后来我慢慢觉悟,敢于解剖自我了:我承认在那反人性的岁月里,自己充当过狂热分子的角色,曾向包括父母在内的“阶级敌人”施行过语言暴力。部分原因来自于所谓革命理想主义的驱使,但不可否认,内心深处有损人利己的卑鄙心理作祟。我在文中涉及他人绝无恶意,只是想表明像我这类的人不在少数,是差不多几代人,在禁锢自由思想与辱没独立人格的极权制度下,为出人头地做出的另一种恶性表演。

知耻近乎勇!写出我的痛悔,是为了重塑自己的人格。

“文革”岁月知青生活,帮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景象,为后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丰硕的灵感与素材。但不可拿我等所谓“成功人士”为例来肯定上山下乡运动,没有“文化革命”的浩劫、没有知青运动的灾难,必然会产生更多的人才!这场灾难埋没了上千万知青的青春年华,剥夺了他们上学深造的权利。好比地震之后幸存者治愈伤痛,努力再造家园,我们应光大这些人的顽强意志,但不可对地震予以歌颂与感恩。我不明白,为何有些老红卫兵、知青朋友至今还会自觉不自觉地颂扬这场浩劫与灾难。我们反感日本极右派老兵至今在靖国神社前高唱军国主义战歌、祭拜战犯,反感他们无视侵略战争曾给中国、亚洲、太平洋地区带来生灵涂炭的反人类罪孽,然而面对自己国人的执迷不悟,听到有人至今还会在怀旧集会上高唱个人崇拜意识甚浓的老歌,呼喊“青春无悔”的口号,借以否定自我在“文革”浩劫中炮灰角色的定位,拼死要肯定自己青年时代的“革命”价值,我们是否应抱有一丝警觉?我们刻意闪避反思“文革”,掩盖“文革”浩劫的反人类罪孽,难道不怕被邻国取笑,被后人反感吗?记忆有助于梳理自身的心路历程,反思可为后人留下经验与告诫。一个民族不敢正视曾经黑暗的历史片断,是不会真正崛起的。德国是我们的榜样,日本是我们的教训!

刘志琴:一 个 少 年 的 消 失

这是一段令人揪心的记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每天一万六千斤的重量向这样孱弱少年的肩头压下来,可这是事实,是血与泪的事实。

烈日炎炎下,一双瘦弱的小腿要支撑一百多斤的石块,肩挑往返百多米的行程,每天要担160 次之多,要知道他全身的重量才80多斤,这又怎能承受得住! 可他默默承受了二年。这二年每天在超负荷的劳动中挣扎,饥饿像火烧一样燎着他的身体,稍有懈怠,那雨点般的棍捧,那倒背捆梆的双手,那在酷暑下的暴晒,在冰天雪地中的孑立,都会骤然而降,使他连气也不能吭一声。逃走,连想也不敢想,这无异去送死,而且是残酷地折磨至死,也许只有死才能摆脱这比死还难受的苦役和酷刑,可他还只有16岁,蓓蕾尚未开放,正是花季般的少年。上帝使他降生人间,难道连人间最平凡的生存乐趣,尝也没有尝一下,就这样撒手而去? 如果就这样默默来到人世,默默的离去,就像一片堕入尘土的落叶,在空气中飘浮了一下,在光影中掠过一瞥,那也可以说是有了一次生命的体验。但他不行,他是人,他有至爱的父母,虽然他从未享受父母的慈爱,他对生他到世间的亲人有一种血肉相依的渴望,虽然他们早已去世,弃他而去,可他还有同胞的姐姐,嗷嗷待哺的妹妹,能扔下她们吗? 还有那如火的青春,还没有来得及享用青春赋予他的欢乐和憧憬,就这样告别人间,是不能甘心的。

可这残酷的现实太难熬了,只要你走进这少年管教所,从此就下了炼狱。你看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吗? 电影中再现的那些犯人在采石场服役的苦情就使人惊心动魄,可你见过这里吗? 一个小青年,为了躲避令人难以忍受的苦役,狠心搬起石块,砸断自己的腿,血肉狼藉一片,以终身的致残才逃脱这凌迟碎剁般苦役。他一想起这一幕就心惊肉跳,他要活,要顽强地活,哪怕遍体鳞伤、裂肤碎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活下去。活,就是一切,哪怕在烈火中煎熬! 就凭着这样一种生的本能他在苦熬苦撑,一分一刻,一天一天,一直要熬过6 年,这2190天,少一天也不行。有个难友不就这样吗,为的盼到释放的那一天,做过千百次的梦,等待又等待,那一天终于来临了,准确地说,是那一天的下午4 点钟,才是离所的时间。他实在熬过了头,这种煎熬,不是指饥肤上的,要说肉体,那早已经受了千百次的熬炼,饥饿得麻木,鞭刑打老了筋骨,都能挺住,唯有那即将获得自由的那一刻,多一分是一分,多一秒是一秒。人们都知道,没有空气,几分钟也不能承受,没有自由呢 ?只有那种痛失自由而渴望自由的人,才能深知那种朝朝暮暮盼到的自由,哪怕提前几分钟飞出牢笼,也会引起不可抑制的冲动,也许就是这强烈的情绪驱使,也许是高兴得失去理智,以为释放的到来已不在乎那一天的时辰,兴奋得冲昏头脑,就在那可以释放而未宣布办妥手续的那一刻,他抡先奔出了囚牢,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也为了这一冲动,这一自行提前几小时的冲动,没有办完手续就擅自出走,又一次被抓了回来,成为逃犯。

有谁知道再次被抓已是按逃犯论处,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直到第二天他姐姐来接他出狱,看到的是一具僵硬的尸体,难道这就是她日夜牵挂的弟弟最后的结局! 她怎能知道,弟弟为了尽快见到与他相依为命的姐姐,被抓了回来,倒挂在赤日炎炎下。而给他受此酷刑的监管干部,只顾自己吃饭、聊天,睡午觉,竟然忘了还有个活生生的人被反吊在半空中,待到想起这种惩罚该收场了,一看,他早已断了气。在狱中死这样一个人,真是像踩死一个蚂蚁那样简单,那样无足轻重。只要把他放下来填一张因病死亡的通知书,让亲属来认领,一切不都了结了。目睹这一切的难友们,谁能声张,谁又敢声张! 一个个噤了声,哑了口。

一个少年就这样消失了。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却在一个偶然机会知道了少年劳教的真相,这是他的亲属永远也不知道的秘密。


 

 

安德烈:『夹边沟祭事』受访者遭骚扰 艾晓明呼吁不要害怕

『夹边沟祭事』受访者遭骚扰
人吃人的夹边沟今何在?知识人艾晓明荒原寻踪。
法广发表时间 14-03-2017 更改时间 14-03-2017 发表时间 23:18

广东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晓明拍摄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近日在香港上映后引起轰动,但是当局却在调查她拍摄影片采访过的受害者家属。艾晓明发表公开信呼吁受访者不要害怕。“当局像遮掩文革一样遮掩反右”,有人在网上这样评述。
反右运动是世人公认的一起罪恶的历史事件,毛泽东1957年亲自发动,时任反右办公室主任邓小平亲自指挥,几百万知识分子被以莫须有的反党罪名或关入监狱,或流放偏远地区。反右运动七十年代末虽获评反,但因涉及整个体制,官方至今不愿意全面清算这一历史错误。

导演艾晓明采访了将近六十位当事人,影片描述1957年至1960年间,当局把3000多人送到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荒漠地带的夹边沟劳改,其中2000多人因虐待和饥饿死亡,仅有几百人幸存。有人描述当时的情景“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中国纪实作家杨贤惠早已出书描述这段历史,旅居美国的美学家高尔泰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他最早出书揭露了夹边沟的罪恶。他的『寻找家园』一书,其中大量篇幅描述自己亲历的地狱般的残忍细节,引起强烈震撼。但『夹边沟祭事』纪录片被认为是“迄今唯一集体见证的影像记录”。有人看后表示:虽然早知道夹边沟,但看完影片,“超级震撼”。

艾晓明采访了几十名幸存者,遇难者子女以及当年的管教干部,试图还原历史。然而,做这件事引起中国公安系统的注意。艾晓明3月13日发公开信说,为『夹边沟祭事』一片已经第五次约谈,“今天我已无话可说,请古人代言”。

不仅她本人被公安多次约谈,还有公安人员去受访的遇难者子女家中,调查是否收到导演寄来的光碟。艾晓明痛指公安人员“你们调查,让年衰体弱当事人紧张不安,多少痛苦记忆浮现,又怎能没有后顾之忧,没有恐惧?” 作者不希望那些人因为接受她的采访而受到迫害,担惊受怕,活在恐惧中。

艾晓明呼吁受访者不要害怕,她将会把作品会赠给受访者,表示感谢、求教和纪念,“全是正大光明之事”。如果发生不测,“可以告诉我,我将委托律师并向有关方面申诉”。

艾晓明写到:“我去过夹边沟,我见过白骨被抛弃裸露荒野的样子。我还怕什么?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够不够让你们相信,夹边沟的故事是真实的而不是我所编造?!”作者质疑,现况和当年“反右”何其相似,“五七年所发生的不就是这样吗?然后就被妖魔化,被侮辱,审判,送夹边沟。”

艾晓明的公开信在社交网络广泛转发。

艾晓明说,“我在这创作中,经历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 我们被阻拦在夹边沟之外,不允许我们前往右派坟场祭奠遇难者。那段历史里彷佛有某种密码,但当权者不允许解码。我感到,如果这是秘密,不能公开讨论,那正说明, 威胁人们正常生活的力量依然存在。”

推友AV69写到:“看了《夹边沟祭事》的电影,右派们遭遇堪比、甚至超过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境地,只是没有焚烧炉存在,换成了茫茫戈壁。人间地狱,人性泯灭。可是它们仍旧还在……”

王冰认为;“夹边沟是中国的奥斯维辛,一个是种族灭绝,一个是政治灭绝…..发展下去,古拉格,夹边沟式的集中营一样会再现。奥斯维辛灭绝一样会出现,祷告吧,中国人!”

李玉宵: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他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作品,一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他就是天津作家杨显惠。

一  杨显惠其人

杨显惠操着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他显然还保留着西北人的古道热肠,虽然已经在天津东部的滨海小城塘沽生活了近二十年。

6月10日,得知记者要离开塘沽,他从家里急急忙忙提了两瓶甘肃产的白酒,硬要记者带上。

和记者在一起时,杨显惠很在意每天的中饭和晚饭,首先一定要由他做东,其次一定要喝上两杯,再聊上大半天,聊的当然是都是夹边沟。

酒酣耳热之际,58岁的杨显惠感慨,“好文章其实是老天爷给你安排好的,它们和你的个人命运息息相关。”

1965年,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这一年,他刚刚高中毕业,只有19岁,年轻的心中揣着的是一个作家梦。

他被分配到十一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战友们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河西走廊雄浑苍凉的戈壁风光、战天斗地的时代召唤使得年轻的杨显惠激情满怀,但是,一次不经意的闲谈让他发现了生活的严酷一面。

小宛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在1960年代,这样的闲谈首先是神秘而私下的,只能是三言两语,杨显惠知道的只能是梗概:
就在五年前,也是在酒泉境内,有一个劳改农场,名叫夹边沟,三千名右派,大面积地死亡,死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死得很惨……

一下子,杨显惠牢牢记住了“夹边沟”。

40多年后,他在《告别夹边沟》的后记中写道,“右派们的叙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

但是,1965年正值文革前夕,他不可能也无法求其详细。

从1965年到1981年,杨显惠一直呆在农建十一师,期间,他做过售货员,当过会计,读了工农兵大学,在农垦中学做了七年数学老师,开始了文学创作。

16年里,有关夹边沟的消息,仍然是零零散散又总是很隐秘地传来。对于杨显惠,它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1988年,杨显惠成为天津市作协专职作家,跟随爱人调到了天津,在塘沽深居简出,他的创作仍然以西北戈壁滩上16年的农场生活为主。

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日显边缘化,中国的作家们整体进入一个调整期,有人沉寂了,有人转入商业化写作,还有人沉醉于描摩世俗生活,笃信文以载道的杨显惠也面临抉择。

这个时候,“夹边沟”从心底深处顽强地冒了出来。

杨显惠放弃了以建国后西北地区劳改农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计划,开始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他要“真正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没有名,没有利,我也认为值!”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40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

虽然杨显惠对夹边沟的来龙去脉已不陌生,但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让他震颤不已。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一次次生生地揭开伤疤,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上海文学连续发表12篇,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

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它们,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杨显惠访问了夹边沟幸存者82岁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

二  夹边沟农场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

1957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至于为什么甘肃省要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是这样解释的: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 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 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劳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三  夹边沟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

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四   夹边沟事件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他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 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据高台县明水河农场的宗华先生所述,现在的明水农场,就在埋葬夹边沟右派的地方,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总会有鬼说话的声音,聚集在一起的灵魂们嘈嘈杂杂说个不 停。他们无法在人世间说的话,在另一个世界里得以自由地交谈,随便地说。躲在黑暗处偷 听的人们虽听不真切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一旦有人咳嗽或说话发出了声音,倏忽间,聚谈 的灵魂们便立即转移了,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低低的嘈杂声又重新响起。宗华说,他自己就曾 在这里偷听过灵魂们的谈话,虽听得不真切,但他确实听到了。原来,他们只要躲开活着的 人,在另一个世界里言论完全自由,他们谈得兴起,无止无休……

本文曾于2004年9月15日在五柳村发表。

为什么重翻毛时代的记忆——艾晓明谈纪录片《夹边沟祭事》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2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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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网络图片)

2月25日,香港兆基创意书院放映室,中国知名纪录片导演艾晓明的最新作品《夹边沟祭事》首次公开放映,加上映后对话,这场放映会从下午1点钟开始,直到华灯满街的晚上9点方正式结束。这部《夹边沟祭事》共分5集,长达六个多小时,讲述了1957到1960年在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发生的故事:两千多名右派在荒漠、戈壁中被强制劳动,饥寒交迫,只有数百人因为偶然机会幸存。艾晓明强调,“夹边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故事,也是一个当下的故事——它的伤害延续到当下,围绕它的抗争延续到当下;而我们对夹边沟惨案的反思也将影响未来。在本篇访谈中,艾晓明谈到她对《夹边沟祭事》的思考以及纪录片之外她与夹边沟的故事。

问:过去你的纪录片作品一般跟维权抗争运动相关,这次为什么会做“夹边沟”这个历史题材的纪录片?

艾晓明:这可以说是意外促成的。2014年清明前,我到甘肃敦煌旅游。我的计划中也包括顺便去夹边沟看看,因为它是当代中国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我还想拍一点和内地都市不一样的西部外景。3月底我到了天水,那里的右派老人说起清明节要去夹边沟纪念,还说起他们建了纪念碑,但是碑被砸了。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线索,这里出现了一个冲突,这个冲突是我非常关注的。近年来各地开始出现有关过去悲剧事件的纪念碑,例如河南信阳的一位农民建立的粮食关纪念碑、云南东风农场出现的右派纪念碑,我们广东还有在汕头建文革博物馆。碑是一个记忆,纪录片也是一个记忆。砸碑的事情,天理不容。地方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做?但我没有想到要拍片,因为文字和影像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关于夹边沟的叙述。

我到敦煌旅游完了,4月4号到明水见到参与祭奠的五七老人,还有夹边沟遇难者的子女,还有兰州的右派难友、具体负责建碑事宜的张遂卿先生。张先生事先告诉了大家有关清明祭奠的消息,结果我们一到酒泉,维稳干部就出现了,警察也可能早就把老张盯住了,我们把东西放在宾馆方面就租车去夹边沟,维稳干部跟着拽着说不能去。我们没理睬,招了一个出租车就走了。但是他们根据车牌号通知了出租车行,车行不停地打电话要司机返回。

后来我们还是往里去,但路上早就设了岗,说什么军事演练,不让去。这个情形出现在第二集的开头。

第一天没去成,第二天我还是想去,我们又叫了一个车,先去看了石料场里被砸的碑,然后再去到接近夹边沟的路口。那里,前一天设的岗已经撤除,我们以为可以进去。结果到夹边沟林场大门口,那里又设了岗,两排穿迷彩服的人站在那里。

这个情形后来成为本片第一集的开头,由此拉开夹边沟祭事的序幕。观众也就和我们一起进入到冲突中,这是一个当下的冲突:有关记忆和禁忌。但当时我还没有把握,不知道是否有充分的人脉线索可以支持完成这个作品。

我就想,姑且试一下,做多少算多少。一开始我不知道新意会在哪里,因为已有王兵的故事片《夹边沟》,还有凤凰台等做的视频采访等。我从夹边沟回到兰州采访了和凤鸣、陈星等老人,还有其他建碑的支持者、发起人,我感到有一种力量来推动我定下这个题目:这是一场当下的抗争,有关记忆和遗忘以及为什么不容遗忘。

这不是历史问题,我做的也不是纯历史性质的纪录片。我们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看看那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个和当下有密切关系,因为一直有人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并且歌颂那个时代。

另一方面,为什么受害人要纪念难友?为什么他们坚持保留记忆?这里面才有新的故事未曾被讲述,它成为我的创作动力。

问:后来怎样终于进到夹边沟里面的呢?

艾晓明:清明节那次没有去成,五月份我又去了一趟。我想一定要进到夹边沟。我从新到兰州,再到酒泉。事先我约了协助老人们建碑的师傅,他是夹边沟移民,他了解建碑过程,曾负责这个工程。

清早六点我和一位志愿者朋友从酒泉下车,约好的师傅没来;我隐约觉得有车跟我。后来我告诉师傅说我们到了一个牛肉面馆。师傅来了,和我们一起坐下来吃面,用眼睛扫了一下,意思是“他们”在旁边。他说今天你不能去,他们准备好了不让你们去;说是上面昨天就给他电话了,他不能陪我们。我就说我们不去夹边沟,这样他和监控他的人就先离开了。

我们转道去了高台明水拍外景,当天傍晚回到酒泉,立即叫了出租车去夹边沟。但司机不知道地方,我们在新添墩当地老百姓的坟场转到天黑,也没有找到右派坟场——其实它就在不远处。

第二天清早,打个车再去。这次进到了峁家山风口,找到了那个右派坟场。沙地里还能看见当年埋人的破棉絮,遇难者的衣服也还在。我和我的朋友从坡底一直走到山坡上。四周的人很容易发现右派坟场有人,也没处躲。我们在那里大概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两个人阻拦我们。

我不想发生冲突,我们就两个人。要是录像带被拿走了,这一趟就白跑了。看见有人来,我就把摄像机给了我的志愿者朋友,我说你开机,对着人拍,随便拍什么。

我跟他们交涉,他们盘问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说这里不能录像。我说不能录我们就回去。他们说,那你们不能走,我们要打电话给区里……他说的地方话我也不太懂,反正意思是打电话给区里的国保。我们就被滞留在那里,一旁是被挖掘破坏的夹边沟纪念碑遗址。我老想把录像带藏起来,但两个阻拦我们的人其中一位女士就跟着我。我说我要去方便,她说方便也要跟着,就没什么地方可藏。

结果他们把我们扣了一段时间,大概几十分钟,就让我们走了。可能他们打电话过去,对方给他们的回话是不在那里拍就算了。所以我们就走到有出租车的地方就离开了。

这样我第一次拍到了夹边沟右派坟场里面的状态,努力了四次,第四次才进到了夹边沟里面。

问:对于大陆关心反右问题的人,夹边沟的故事并不陌生?

艾晓明:我觉得大量的人会认为夹边沟不是一个新故事,关于夹边沟的文字叙述不少,出现也很早。像杨显惠以小说的名义出的《夹边沟纪事》,还有赵旭的小说《风雪夹边沟》。赵旭后来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了夹边沟惨案访谈录,邢同义在国内出版了《回眸夹边沟》。

杨显惠几年前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作品在网络上流传,可以下载一些。独立电影导演王兵拍了有关夹边沟的故事片,他还将对和凤鸣教授的访谈做成了一部纪录片。胡杰也拍摄了夹边沟的故事,虽然我还没有看到成片。此外,凤凰卫视也做过夹边沟的专题片。对很多读者来说,相对于中国很多劳教农场,夹边沟的能见度应该说是最高的。

问:那现在你觉得你拍的夹边沟故事跟已有的叙述有什么不同?

艾晓明:我觉得夹边沟当下的遭遇还没有影像跟进,而在我看来这个事件有代表性。它象征着夹边沟事件的当下处境:抹除真相,打压言论自由,摧毁记忆——这些都是当下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过去的悲剧?这个时代怎么看毛泽东时代?要不要守护我们有关历史悲剧的记忆,我认为关系到当下中国向何处去。

可以看到,现在有大量话语在美化那个时代,那意味着那一切可以重来,包括什么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之类。不否定的话,那夹边沟这个事情完全可以再搞一遍,甚至在很多人身上已经再搞了一遍。如对不同意见者、公益人士的监禁、酷刑,对大批律师的打压……这和1957年的灾难以及夹边沟惨案的起因有同样性质。

我们写文章、做研究首先要找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构成问题也不能吸引我寻找答案。正是因为问题是那么重要,我才觉得要拍、要找这个答案。我们必须分清是非,才能建立当下的文化态度和政治立场,如果我们没有是非,谈不上其他,没有建设性可言。

今天中国社会在文化心理上为什么如此分裂,因为人们的答案不一样。正如片中一位受访者说:不谈毛泽东的历史错误。受益者当然不要谈;那受害者呢?受害者心里不是压着吗?

我觉得,关于1957年的记忆在今天在公共空间依然被压制,右派索赔的代表人物受监控;可能一直要把他们压到坟墓里了。右派的第二代都承受过时代创伤,但很多第三代者已经不再承载长辈的记忆。记忆被分解、扭曲,然后湮灭。为什么?因为统治者需要。只有遗忘过去,才能保证绝对权力的延续。

我们正在各个意义上回到毛泽东时代,可是,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了解那时的社会状态了。所以我觉得要去了解,这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另一个,这部纪录片包括了从未被讲述的故事,即夹边沟亲历者后代的回忆。这也许来自我作为女性作者的视角。我会想到当一个家庭的主要支撑者被遣送劳教后,他的妻子儿女怎么办?她们经历了什么,亲情如何维系?在影片中可以看到,这是夹边沟故事里很重要的部分。

第三个,我没有孤立地讲夹边沟农场,而是把夹边沟惨案和其他劳教农场的故事关联起来了。影片中也呈现了如蘑菇滩农场、赤金农场、丁家坝农场、饮马农场等劳教遗址。

我们采访的幸存者中,如和凤鸣老师,她丈夫在夹边沟,自己在四工农场。所以我没有局限于仅仅采访夹边沟惨案亲历者。接受我采访的一位老人当时在赤金农场,他讲到人的濒死状态。我将其讲述插入其中。我觉得这些生命经验对夹边沟故事是重要佐证,很多经验是共通的。何况,如果不是这部纪录片,这位老人的讲述就无法进入影像记忆,所以我没有给自己设限。

问:关于那个时代,这部片子给了观众哪些新的信息呢?

艾晓明:从片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被划为异类的远不止知识分子。劳教者中有工商业者,曾积极参与公私合营,结果被划资本家遭到清洗。甚至有管教干部,因为发言涉及家乡饥馑,被遣送夹边沟。还有整风小组领导者,因积极带头,祸及自身。又有同情右派者,或者在工程技术上坚持标准者,还有不说话者,因为凑数被划进去。夹边沟劳教者中很多人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转业军人,还有支援大西北的年轻干部……

毛泽东时代并非是意识形态纸面上说的依靠工农兵,其实在反右运动中,社会各个阶层都遭到扫荡。搞阶级斗争需要敌人,它不断制造敌人,由此让整个社会的被统治成员俯首听命。

问:那个时代里的人有反抗的可能吗?

艾晓明:为了维持基本生存,很多人放弃了理想和立场。在极权体制下,人们失去了获得生活资源的自由。计划经济控制了市场,离开单位、户籍,个人无法得到粮油配给。如此,其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都被权力掌控了,再加上政治打压,反抗的可能微乎其微。

我对各位劳教幸存者都请教了这个问题:有没有反抗的可能性?影片呈现了他们的回答。人们都挣扎在基本的生存线上,大多数人的日常焦虑是今天能不能吃到一个馒头。

与之相关的是也没有体力反抗,片中人说,十七八岁的人站都站不起来,还怎么去反抗?反抗不了。

进一步的后果是内心麻木,这是劳教者的普遍状态:“前面一片黑”,还想什么人类、什么反抗?

听他们这些讲述,我相信观众会思考:这个社会怎么可以是这样的?怎么可以让人们回到动物性的穴居时代?甚至在最绝望时,提前挖一个坑准备好把自己埋掉。这样的时代值得美化吗?

问:那个时代的记忆到现在怎样影响着我们呢?

艾晓明:这个时代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1949年以后,我们姑且算到1978年,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有多长时间?29年。相当于一个人的半辈子,差不多两代人是在这样一个扭曲的、非人的状态生活下来的。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态度。

这个强大的文化态度可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形容,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要普遍得多、严重得多。它成为生存的基本态度、无所不在的集体无意识;由此进一步发展出当代国人的畸形人格。

这种人格就是不论是非,尽可能接受各种扭曲的东西。人们习惯于把谎言合理化并内在化,以便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所谓言不由衷,所谓自我审查,概莫如此。理性生活的后果就是内心分裂,为安全计,只能摒弃有关是非的理性判断。久而久之这反而成为正常,无理性就无痛苦。

我也遇到这样的人,父亲在夹边沟遇难。为了当下的安宁,他们谢绝了我的采访。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主要是忧虑。担心接受采访会影响到自己的晚年生活,特别是会对孩子不利。这种情形让我感觉到,那个时代的阴影一直在那里。无论他们现在的生活如何好,过去的创伤都没有愈合。当他们说我不反党,我爱党时,我看到的却是恐惧。

但在片子里也有很多老人,他们勇敢而坚定地讲述过去。尽管也有恐惧,有自我审查,但理性判断帮助他们承担了这份讲述的责任。

我景仰老人们的勇气,也理解人们对安全的基本需要。如果有人说:不要用我的采访,因为我的儿子还在哪个机关工作,我不想影响他——我就不会用对他/她的采访。在纪录片里说话,在目前的社会处境中发言,这和到法庭举证有类似之处。我们必须征得讲者同意,而不能把人带到他不愿意承担的风险里。

动物都有记忆,何况人。然而未经呈现的记忆无关公共利益,也不能成为社会共识。在纪录片里的讲述是人们整理个人所经历的社会史,并使其清晰化的过程。而一旦清晰起来,记忆的对抗性也随之呈现。它可能支持一种价值,而反对另一种。可能是与官方意识形态不重合甚至对抗,如此,政治风险也不期而至。

这对于讲述人来说是很大的威胁,人们依然恐惧迫害、株连。对于很多1957反右的受害者,晚年安定和家庭晚景来之不易,他们避免对子女讲述过去,以便让孩子脱离异类的阴影。既如此,谁能说那个时代已经远去?

问:从这个角度看来,夹边沟依然是被遮蔽的,就像1949年以后所有的极权灾难一样。

艾晓明:中国的公共灾难,如川震校难学童、1989、文革、大饥荒等,其牺牲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纪念。民间纪念有,势单力薄。如胡杰先生有部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记录信阳一个小村庄,村民自己建了大饥荒遇难者纪念碑。汕头建了塔园(文革博物馆),原市长彭启安先生以其远见卓识和人脉资源,完成了这项意义深远的工程。但目前塔园压力很大,2014年的年度纪念活动被叫停。有人觉得已有建筑甚至可能被炸平。四川更不用说了,每年到5·12,发起集体纪念的家长都被稳控。7.28动车事故,或者上海大火都是一样的;不允许问责。

最糟糕的政府才害怕问责,有关逻辑潘恩在《常识》里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没有最好的政府,权力不受监督政府就会干坏事。在有监督的情况下也会干,只不过会被发现,受到制约;那么它坏的程度、范围、危害就会小一点。

极权政府不允许问责,为了维系权力的高度集中,需要一套美好言词去统筹社会的政治、文化、心理。话语控制人心,一系列反人类的行为也就畅行无阻。当代中国人的人格心理是这样的,不要去讲权力者的过失,而要努力拥抱它,向它求爱示好。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就是以积极的受虐态度来换取生存保证吗?非如此无法得到内心安全,这叫什么事?

问:这部片子可以说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反思?

艾晓明:在已有的关于夹边沟的影像纪录里,这部片子可能相对完整地记载了事件始末。我们要把造成夹边沟惨案的时代钉在耻辱柱上。我不能说做到了彻底反思,但它是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证言。

其实纪录片也不太适合把它高度理论化,那就没有故事了。直接读汉娜·阿伦特的着作,可以从理论上搞清楚极权主义。但具体到纪录片,我更关注的是人们的生活,他们怎么经历这一切?如何在绝境中求生?

显而易见,大多数亲历者都已经遇难。1960年底因“抢救人命”决策,明水一批劳教者获救。从那时到今天,夹边沟事件过去了56年。我能接触到的幸存者,堪称最后的夹边沟人(惨案亲历者)了。他们能替死者说话吗?也许能。但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只能说,大量的故事已经永远消失了。

我曾经试图想象一个人的濒死状态,从幸存者的回忆来看,很多人生前可能就失去了活的欲望。我们设想遗书、对家人的思念什么的,都是在正常状态下。而在夹边沟的极端处境下,那些被摧毁者的生命经验,或许无法由他人代讲。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真相,注定比幸存者所能回忆的更加惨淡。

做纪录片是跟人的生命故事打交道,我更关注这个。而生命的经验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特别有魅力。例如对于死者,很多家庭都有后人返回夹边沟、明水,凭吊长辈;但能够把遗骨带回家者很少。这显然是难以办到的事,具体原因片子里有了。难得的是在天水采访到一位老妈妈,她往返一千多公里,千辛万苦迁丧,居然做到了。又有母亲带着四个孩子,为了生存只得改嫁。就是在城市里工作的医生,也是靠卖血才得到路费去探视丈夫。

我虽然强调了要论是非,但从纪录片的性质来说,我更关注故事及如何讲述。包括到外景地,重现大漠戈壁的生活环境。我希望观众有设身处地之感,然后才去想:我们要不要否定那个时代。

我和一些年轻朋友一起看片子,有时也会问:到时候把我们几个人关在一起,饿极了会不会互相吃,结论是肯定的。

问:片子里面你也问到劳教人员互相之间的折磨。

艾晓明:对,不同的人都讲到,参与折磨和虐待劳教者的,好多也是劳教人员。

我请他们讲,把这个情形解释出来。一般来说,大家都一样,天天劳动有什么好揭发的?管教不也看着你们劳动吗?受访者答说,你有什么抱怨他就要报告了。因为要挣表现,显得自己政治上更可靠。

这种状态在文革中我都体会过,那时不就是鼓励彼此揭发吗?互相揭发告密,这就是所谓文革的运作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我是我父亲的看守,我父亲也是我的看守;我也是自己的看守。他会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我也被别人教唆去监督他。

当文革结束我也成年,回想这一切深恶痛绝。它是如此的非人化,在当时我的非人程度可能还算轻,还不像薄熙来把他老爸肋骨踩断一根。那也是没那个本事,看上去温文一点,性质没太多差别。

问:我们看片子的过程中,感觉有几个场景是难以接受的,比方说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人被惩罚得不到食物,整夜哀嚎,有人说他的声音像鬼在叫。

艾晓明:第二天他们发现那个人趴在沙堆上死了,嘴里还有没吃完的大便。我想他可能精神失常了。在极度饥饿里,也许他出现了幻觉,在地上抓起大便,把它当成食物了。

这仅仅是我的推理,其实我的经验对此无法解释。在完全非人的对待下,人们可以比动物相争更残酷。我采访的一位管教干部的孩子,他说他去看爸爸。爸爸就让犯人给他们去河里捞鱼。他们吃完鱼,犯人问,那个鱼刺你们还吃吗?他们不要的鱼刺,犯人就捡去吃。

现在连吃剩饭我们都不能理解,但是你想,劳教犯人会吃别人吐下的东西。在极度饥饿或接近死亡时,人的味觉嗅觉可能都改变了,我们无法以常理论之。

问: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你自己特别难接受,或者是印象很深的事?

艾晓明:不存在我不能接受的的经验,我只希望人们讲出他们的亲身经历。此外,即使有些话言不由衷,我觉得也是一种真实。不是说内容真实,而是那种不得不说谎的状态,这个也很真实。

我觉得对所有的经验都要有平常心,他说的话我赞成或不赞成,这一点也不重要。我们要记录一段生活,而不是要找给我点赞的人。不管别人说什么,怎么说,并不存在我接受不接受的问题。

如果你要问我的感受,那么可以说,让我感到沉重或者有点难过的,是受害人依然要表白:我不反党,我爱党;我只是对某一件具体事情不同意,我只是不同意这个做法。从人性来说,你不可能爱一个剥夺你父母生命的人。都这样了,你还用示爱的话来表白,以此作为前提;那除了恐惧还有什么呢?

我不能判断说这位受访人心里很恨党,口是心非。而是说,人们需要这句老生常谈来规避政治风险,这件事本身很可悲。这种态度同时规避了对悲剧原因和制度缺陷的反省。如果说你亲生父亲无端死了你也害怕追问,这里必定是有更重大的社会问题。

怎么说呢?就是当下的社会体制阻止人们去想,也内化成人们的生活态度,最好是不要再想这些了。从表面上看,故事变成某个单位的领导冤枉了当事人。但是,这个领导不是平白无故冤枉他,而是按照制度要求、意识形态的命令做。如右派数额的百分比,并非出自单位个人,而是党的决策,是最高领袖的指示。

那最高领袖怎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利?可以破坏几十万人的生活、剥夺几十万人的生命权、剥夺几亿人的思想,不允许任何人说一个“不”字?连把你的父亲的生命都剥夺了,你也不敢去想这个制度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制度实在是太……超级恐怖主义。

人类怎么会允许这种超级恐怖主义流行呢?匪夷所思。一部纪录片回答不了,但是它可以是一个诉求,把问题交给公众。需要大家来想,来求索答案。

问:为了拍这部片子你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呢,比如去过多少次?

艾晓明:去了多少次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开始我还算,第一次采访、第二次采访,后来积累多了我就没有具体算。我是从2014年4月4号开拍,大概一到两个月会去一次。到现在,一年半都过去了。

这个作品要有足够的视听元素才像纪录片,不然就像访谈。比如说风的声音,五十多年过去,现在一些地方造林多年,周边大片农田,已经听不到原始的风声了。特别强大的风沙声音,我是跑了很远的路才录到的。我去了未被开发的沙漠地带,特别是在荒岭高处,才录到强劲的风声。我觉得,这种风声和他们讲的风沙之夜吻合。

还有如说零下三十七八度跳进雪里,很难呈现。现在全球暖化,一场大雪都等不到。但是多少要让观众看到冰雪,所以我春夏秋冬都去过。

片子里人物提到的地名我尽量去。比和凤鸣教授讲她去明水寻亲,那一条路我们重走了一遍。从她启程的农场到柳园车站,再到明水河老火车站下车。从那里去明水滩。我大致走了两遍。我希望人们在片中看到杨继绳先生讲到的情形,劳教绝不会送你去好地方;甘肃条件艰苦。事实上从河西走廊往敦煌,再到新疆、青海;戈壁荒漠何止一个夹边沟劳教遗址,又有多少英灵含冤死去!

我去拍外景是一个工作目标,也略微体会了环境的恶劣。这么多年过去,因缺水、干旱所遗留的戈壁荒滩依然寥廓。片中九十高龄的李景沆教授至今依然在追问:没有水源,没有种子,没有工具,把两千多人送到荒野里去干什么?进一步追问下去,我心颤栗:夹边沟惨案难道不是群体灭绝吗?谁之罪?这难道是天问吗?

问:这个片子是你拍过最长的,而且也是你第一次尝试历史题材?

艾晓明:是。我没考虑过要拍这么长,没计划过。后来剪辑时觉得有很多人的讲述太宝贵,干脆不考虑片长。先把内容做出来,再想是否合适。

这也许跟做研究的经历有关,指导学生写论文时我说:大家不要写理想的论文,只写你所能写出的论文。学生碰到的写作瓶颈就是太想做好研究,结果力不从心。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做不拍,这也许很功利,但的确是我的状态。因为我出一趟门不容易,老父亲生活完全失能,我要负责安排照顾;无法想走就走,也不能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所以每次外出都像和父亲的生命赛跑一样,既然出行了,回来也要有成果。

我的心态也比较自由,不就一家庭妇女吗?反正也做了若干年的拍摄剪辑,自己也能找出一条路来。

问:这一次在呈现方式上你有什么比较新的经验或尝试?

艾晓明:我觉得第一个,纪录片必须提供新的视听证据。有关夹边沟的故事,一方面要找到人证物证,去证明它是真实发生过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发明证据,必须找到当事人。结果我发现,很多惨案的证据在民间。人证俱在。我们的工作是去收集和保存,将它存入公共记忆。

我在天水看到一个家庭保存了他父亲的来信原件和明信片,真是非常感动。这就是视觉证据,它的证据效力也是文字转述做不到的。影片中还采用了很多家庭保存的老照片,照片上的音容笑貌揭示了被政治斗争所毁灭的生命形态。感谢那些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保存和提供了这些照片。

这些影像里,从年仅十八岁的小学教师到年富力强的民国法官,还有那些怀抱理想的管教干部群体,都是那么真实可信。他们是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变得具体,而右派、劳教者因此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感知和交流的生命形象。夹边沟农场所在地,现在是夹边沟林场,新添墩工作站则分属另一个农场;所有遗址的样态跟过去已有变化。影片中收集的遗址照片摄于不同的时间点,来自不同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

影片中也采集了新的影像证据,比如在过去的劳教农场遗址,作为场部的建筑都有一个三角屋顶,上面有一个五角星。劳教人员住过的老房子、农场所在地的地貌,很多都是去农场实拍的。此外也请幸存者辨认,找到跟当时的状态相似的外景地,由当事人对观众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挖个洞,住在里面”。

影片里故事的跨度不限于反右到夹边沟农场解散那三、四年,从夹边沟回到原单位,这些劳教者后来的遭遇、子女的故事以及获得改正的结果,也包括在纪录片里了。我最后决定将片名从“生死夹边沟”改为“夹边沟祭事”(这是拍摄的初衷,也是初剪的片名),因为这才是焦点所在。是的,影片寻找生前,聚焦死后;追问为什么我们要祭奠冤魂。

问:现在这些幸存者说起夹边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艾晓明:各有不同。有的人进入状态,有的人保持距离。比如有时人们会以第二人称“你”来讲述当时自己的经历,仿佛事不关己。那时的处境太极端,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连当事人也需要用第二人称来建立距离,把自己摘出来,以便平静地讲下去。

片子剪出来后,我和一些受访人一起看过。有的人觉得很尖锐很好,非常认可。也有的人会提出其他建议。我必须要感谢很多人,因此我也特别不希望人们因奉献而承担风险。任何受访者都不应该因为讲出真相而被追究,受骚扰。我没有能力保护老人们不受伤害,但是,回避苦难却是对所有人最大的伤害。这些,片中人讲得很充分了。

问:在拍摄过程中你跟这些幸存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艾晓明:我们是合作者,他们中不少人有强烈的愿望,要守护记忆,他们都支持建纪念碑。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压力,五七叙事和当代大量的苦难叙事一样,在夹缝中生长,十分艰难。对于年轻一代,也相当隔膜。

我的主要合作者张遂卿先生起到很大作用,他作为建碑人,一直在寻找幸存者、夹边沟遇难者的亲属。尽管有了很多文字记录,他依然不弃不舍地寻找进一步的证据。这种守护和坚持太了不起了,他也承受了很多压力。我相信观众从他和片中人那里,已经看到了一座纪念碑的诞生。

问:你怎么看待这个作品可能带来的风险?

艾晓明:要是追究责任我愿意出来顶石头,我是影片的主要责任人。而其他人,每一位讲述者都是对社会尽责,这个社会感谢他们还来不及,却要追究他们,那真太变态了。

具体会有什么风险,现在不好说。我也不太想这些,管它有什么风险,先把事做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甘愿为本片承担责任(话说回来,也跑不掉)。

最大的顾虑可能是老人家,因为我父亲已然是在最后的岁月。我也陪老人这么久,这是我唯一的顾虑,其他没什么。个人会经历什么都无所谓,比我优秀无数倍的人都在牢狱中。女权五姐妹贴个车贴都被搞进去了,像我做这个片子要被搞一下,也不意外。

纪录片工作者个人的命运,有待社会保护。个人保护不了自己,但观众、批评家、媒体都可以保护创作人的表达自由。当观众了解这个作品、与之共鸣,他们就开始保护记录人。我相信他们的声音会影响决策者,影响到执法人的价值观。也许这个信念太天真了,老实说我也很少想这个。

问:下一步你对自己的作品的希望是怎样的?

艾晓明:我希望在艺术上做得更好,在表述上有创造性。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资深导演,或者说是有经验的艺术家。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它的困难程度、挑战性不一样。因此每开始做新作品,我都是初学者的心态:如履薄冰,惟有努力。但做纪录片也超过十年了,相对来说我也有些自信和经验,如此而已。

作者: 赵思乐,民主中国(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顾土:文革没反贪官

原标题:文革:只反清官,没反贪官

2017-02-18 09:32 来源: 共识网
作者: 顾土

这些年,贪官层出不穷,贪腐无处不在,因为对腐败的强烈不满,于是,很多人便将目光转回到文革。在网络的各种文字表达中,你会发现,将文革看作是反腐败的革命,把文革当做是批斗贪官的舞台,甚至形容文革是廉洁的温床,已经成为一种语言习惯。

可惜,30多年前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与反贪毫无关系,不仅如此,文革还是以反对、批判、清算历史上的清官而拉开大幕的。

用清官海瑞为文革祭旗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海瑞,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300多年前以刚正不阿而著称的人物,被拿来为文革的祭旗。

姚文元在文章中关于清官是这样下的结论: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做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做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自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尤其是清官问题,顿时成为报刊讨论的对象。关于清官是好是坏的争论,观点无不针锋相对,折中的也有不少,有些观点之极端,现在的人恐怕根本想象不出来。

极端的观点认为,清官都是统治者的忠实走狗,是统治阶级出现危机时出来维护反动统治的。这种人比贪官酷吏更阴险更坏。他们的行动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抑止农民革命的作用,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当时,连吴世昌、唐兰、郑天挺、冯友兰、朱光潜、翁独健、翦伯赞等学术名家也纷纷站出来说话,其中不乏将清官一概打倒的论调。

其实,早在1965年之前,关于清官就已经成为报刊讨论的问题,其中196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第5版署名星宇的文章《论“清官”》最为著名,文章说:“清官”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维护法定剥削权利的一种势力。从根本立场上说,他们是和人民对立的,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忽略这一点是不应当的。这种维护法定权利的势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表现为几种各不相同的“清官”类型,有的是“圣君贤相”的得力助手,有的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工具,有的是对付农民起义的骗子和屠夫。他们的特点和作用不完全一样,因此,笼统地肯定和笼统地否定都是不对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够给这一历史现象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这篇文章,如今看起来已经够极端的,可是,在1966年却因为没有更极端而难逃被批判的命运。

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文章、清官问题,之所以还能讨论一段时间,恐怕与彭真等人的态度有关,他们在1966年的《二月提纲》里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

不过,时间到了1966年4月,随着彭真等人的下台,情形急转直下,从此,讨论终止了,一边倒的大批判开始,尤其是工农兵的介入,更加重了批判的火药味和肆意性。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农民看透了“清官”的反动本质》里称:广大贫下中农对“清官”的看法同吴晗完全相反,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揭露了“清官”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阶级本质。《兴国县工人农民批驳〈海瑞罢官〉》一文介绍,在海瑞曾当过一年多知县的江西兴国县,工人、农民和老革命同志座谈《海瑞罢官》,大家义愤填膺地对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和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批判。

在《工农兵纷纷来信来稿,痛斥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报道里说,工农兵一致指出,所谓“清官”,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他们的头子有意布设的大骗局。辽宁省锦州市女儿河造纸厂工人冯清江来信说:海瑞为封建地主阶级谋福利,给皇帝老儿卖命,他是剥削阶级的人,绝不会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包头市内蒙古一机厂工人范连仲来信说:“不管‘清官‘、‘贪官‘,他们都是官,他们的本质都是反动的。海瑞是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动家伙。”

解放军某部战士王玉卿来信说:“我不承认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清官‘。‘清官’是反动剥削阶级抬出来的,是笑面虎,是腐蚀剂。”《牢牢抓住印把子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江苏省部分职工批判吴晗》还报道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邀请部分工人举行了一次批判吴晗的座谈会。工人们都认为:“清官”、贪官,都是一样的大坏蛋。在批判清官时,除了海瑞被批倒批臭外,包拯,也就是包青天等一批历史上的清官,都遭到了清算和否定。

1966年5月8日,在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署名徐逊的文章《吴晗的“清官”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货色》,应该说,这为清官彻底定了罪:

吴晗的“清官”论,歌颂“清官”“缓和阶级矛盾”使历史得到发展,鼓吹“清官”能给人民带来眼前利益,吹捧“清官”是统治阶级“明智派”。这种论调,宣扬了“合二而一”阶级调和;号召人们为了目前利益而忘了根本大计;要人们向反动统治阶级“明智派”乞求“恩赐”,是一种反对革命的阶级投降主义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货色。

批判《海瑞罢官》,不仅是批判吴晗、针对彭真、反对有人为彭德怀翻案,同时还要彻底颠覆旧的历史观,所以,1966年开始的讨伐,最终扩大为对海瑞的批判、对所有清官的批判,炮火越来越猛,涉及面越来越广。就像当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一样,最终演变为对武训的全面清算。这是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政治运动的特点。

1966年6月1日,由陈伯达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称:“我国解放16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对海瑞的横扫最后还扫到了海口的海瑞墓,墓被捣毁,尸骨被刨出来游街示众,最后拖到广场一烧了之。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一场思想运动

在批判、否定清官同时,贪官仅仅作为一个理论上的附属品或清官的对应品,在各类批判清官的文字中也不断出现,不过,说的都是历史,对现实中基本没有具体所指。此后,可能由于现实中更多的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有更多的“大毒草”需要猛烈的炮火,所以,历史上的清官问题,包括贪官,也就退出了舆论中心,基本不提了。

一直到1975年,贪官才如狂轰滥炸般突然间再次出现在全国所有报刊和广播中,这不是因为现实社会中产生了贪官,或是文革需要反贪官了,而是因为评《水浒》、批判投降派运动的来临。

贪官再次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完全在于涉及《水浒》的两句话是最高指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一旦有了最高指示,所有的文章就不能不援引,这是盛行了几十年的官样文章的基础笔法,更何况那是个一切围着最高指示打转的年代。

“只反贪官”,是一种否定的语气,也就是说,《水浒》宣扬的“只反贪官”在当时是被批判的,这部小说成了反面教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句话一直被引用到1977年,其间,“四人帮”被逮捕前,这句话是为了“评《水浒》、反投降派”,而“四人帮”被逮捕后,这句话则是为了揭批四人帮“利用评《水浒》搞阴谋诡计”。

整个文革,以批判清官开路,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收尾,清官遭到彻底否定。纵观古今,横观中外,恐怕还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的,所以说,文革思维确实是一种极致,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让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建设完全有别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致从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到人民生活水平等都远远落后于苏联和东欧,而且还自认为别人都是修正主义,只有自己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属于一个层次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前者就是“五一六通知”,后者即为“十六条”,在这两个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我们看不出反腐败和反贪官是文革的目标。

1975年,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相继发表,这是经历了将近10年的文革后,对文革思想的深入阐述和系统总结,应该看作为文革的纲领性文章,但在这两篇文字中,我们也找不到文革与反贪官的直接关联。文革的罪名五花八门,有上百种,帽子满天飞,但就是没有贪官这一顶。在文革中揪出的走资派、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中,有人集多种罪状于一身,如刘少奇、林彪、陈伯达、陶铸等人,也没见到有贪官这一项。

贪污问题,虽说在那个时代也有提及,包括姚文元的文章就提了一句反对贪污,可是,这不是文革的主要目标,如果是主要目标,那就成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犹如1975年对待“走后门”那样。文革期间,《人民日报》每次提及贪污都是在宏大主题里稍稍挂上那么一句,类似套话,有的时候是表决心,有的时候是回忆,有的时候是表现在大批判文章里,而且都会与盗窃捆绑在在一起,叫贪污盗窃,前面或后面,肯定还加个投机倒把,总是将“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凑在一块儿说,可见,贪污当时和盗窃、投机倒把属于一个层次,因此,矛头所向往往是最基层,比如公社、大队、生产队、供销社、批发店等。即便偶有所指,也是指会计、保管、采购之类,不属于官的范畴。

投机倒把这个词,现在老一代人已经陌生了,新一代人不知道,其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很长时间里,特别是文革,这是个很重的罪名,不过,这个罪名若放在今天,估计多半人都逃不过去。此外,“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也是语录,引用语录是文革期间贯穿所有场合的铁律,所以,尽管贪污没有具体所指,但在各类文章中,贪污还是高频率出现,就是因为人人在叙述有关没关的问题时都必须引用这段语录。

文革期间,报刊还常常揭露外国的贪污,国际新闻的贪污一词出现频率远远超过国内,揭露贪污主要是为政治与外交服务的,与哪个国家的关系紧张了,要反对哪个政权或政治势力了,于是,贪污就成为其罪状之一。其中揭露苏联贪污的最多,连后来被定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也不例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贪污问题几乎被中国舆论揭露了一个遍。仅在人民日报上就有南越、印度、泰国、印尼、缅甸、柬埔寨、老挝、南朝鲜再加台湾,有的被称为仆从国,有的被说成走狗。南朝鲜的朴正熙,也就是朴槿惠的父亲,被形容为傀儡,其政权是一个法西斯政权。

“一打三反”对付的是“反革命”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从此,“一打三反”运动开始,虽说这次运动明确表明有反贪污的内容,但从头至尾,运动的中心目标都在于打击所谓“反革命”,这是继“清理阶级队伍”之后的又一次滥杀滥捕,冤假错案横行,仅2月至11月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人,逮捕28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还有大批虽未判死刑却被逼上自杀之路的。

1970年,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也不时提到反对贪污,尤其在报道经济战线大好形势中,都会出现“一打三反”,有的文章是笼而统之的大批判、表决心,但也有多篇文章在介绍本单位的经验时提到揪出了一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虽然没说具体情况,可这些单位都是基层的公社、批发店、商店,所以,分子大概也脱离不了保管、会计、采购员之类。而且,这些分子统统都被归入到反革命的行列,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

1970年1月14日的人民日报第2版就发表湘才的文章《打击敌人就是保护群众》,其中说:

“正当我们狠抓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时候,有些地方出现了一种怪论,说什么‘搞经济问题,是矛头对准群众’。我们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躲在阴暗角落里刮出来的一股阴风。斗、批、改越深入发展,阶级敌人越濒于死亡,就越是要进行垂死挣扎。他们混淆视听,妄图搅乱阶级阵线,干扰斗争大方向,借以蒙混过关,这是毫不足怪的。

我们必须及时揭露批判,粉碎敌人的阴谋。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打击资产阶级的腐蚀和破坏,我们的矛头是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对准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这些家伙,是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他们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大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们有什么资格充当群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矛头对准这一小撮,正是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也是为了保护广大的人民群众。”

文革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其目标是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而贪污仅仅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社会下的一种行为,这是文革的思维,所以,依照文革思想,只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贪污问题就能随之解决。文革时代、前文革时代,解决任何问题的方式就是政治运动,从始至终都没有进行过廉政制度建设和司法建设,而政治运动的特点就是人治,人治的结果就是冤假错案横行。

其实,早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贪污就已经非常盛行,贪污本身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和修正主义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也始终没有创建出真正能抑制贪污的有效制度。目前世界上,反而是那些被认定为典型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拥有一套反贪污的严格制度和法律,并且行之有效,可以将贪污、贪官压缩到最小限度。

如今的贪污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横向比较,包括与香港地区比较,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中就能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大可不必往回看,既不必去效法古代,更不必怀念文革。

如果效法古代,那就必须承认今天的社会与古代没什么两样;如果取法文革,那就必须取消市场经济、严控商品经济、恢复人民公社、闭关锁国、重新施行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再次实现票证购物,摧毁现今的公检法,并且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我想,这样的时代,任谁都不愿意重来一遍吧?你的房产、你的财产、你出国的权益、你私下表达意见的权利,你会放弃吗?